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批评对话

张执浩:和解之道

来源:《花城》杂志 作者:张执浩 更新时间:2017/7/5 0:00:00 浏览:7051 评论:0  [更多...]


新世纪初,我曾出版过一部名为《试图与生活和解》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安亦静的女子苦难而多舛的命运。在我的设想中,这部书试图探讨这样一个主题:倘若一个人被命运逼到了死角,那么,他(她)究竟是该顺应命运还是该绝地反抗?倘若反抗也是命中注定的一部分,那么,个人生活的自主性将何以体现?

作为一位诗歌写作者,我为什么会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展现我对生活的思考,事后想来,一定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我对自己早期的过于纯粹圆润的抒情已经深感不满,需要在写作中引进杂芜、琐碎,甚至是某种“半成品”,以滞涩之力来消解或延缓惯性写作所造成的打滑的趋势;二是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正经历着丧母之痛,那种源自肺腑的痛感触发了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如何在这充满缺憾却并无意义的人生中灌注生活的热情和勇气,是我当下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从这部小说开始,我的诗写主题果断地切入到了日常生活里,从发掘生活的趣味入手,到发现生活内部所蕴藏的真实、美好与良善,这几乎构成了这些年来我诗歌写作的全部主旨,因为我已经确信,一定有这样一台类似永动机的东西安放在我们的情感区域,正是它源源不断地向我们输送着爱的动力,并提升着我们爱的能力。

事实上,“日常生活”本身并不足以构成文学母题,真正能够构成我们经久不衰的写作资源的,是写作者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即,那种能够将混沌的日常耐心地加以梳理,让我们的生活具备明晰来历和去向的东西。这些东西超越了好坏、美丑和对错,只与我们日趋沉重、空濛的肉身发生关联,并让你在频频回顾中不停地产生讶异感。于是,“唤醒”和“复活”便成了近年来我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两个重要词根。落实到具体的写作现场,就是要穷尽一切可能让诗歌语言由平面呆滞变得立体可感,让作品变得有声有色,声即声音,色即画面。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诗歌是一种声音》的短文,在我看来,只有从“声音”的角度入手,才有可能接近诗歌内部所蕴含的奥妙,譬如说,一个诗人与其他诗人的差异性,一首诗与另外一首诗之间的不同,这些异质都是由音色、音质、音序、音高等因素决定的。任何优秀的诗人都自有其独特的音调,而糟糕的写作者总在跑调,或者永远找不到调性。决定音调的关键在于,诗人对词语的把握能力。

我一直认为,写作者在下笔之前,一定要养成掂量词语轻重的习惯,因为很多词语你认识它却不一定能把握它,也就是说,当一个写作者面对大脑中呼啸而过的海量词汇时,他应该审慎地加以甄别:哪些是我能够拿为己用的,哪些是我根本就无力捕捉和应对的。由此可以区分出“青春写作”和“成熟写作”的不同特质,前者单凭勇气和蛮力就能做到,而后者却不行,后者更依赖于写作者对自我的认知力,对现实的接受度,需要耐心,热情,以及他长久以来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和文学经验。这些经验说到底,依然是他面对生活的态度。

我倾向于使用那些与生活平起平坐的词语来传导我的情感,这些词语因为时常与生活相牴龉、摩擦而产生了适度的热量,可以让我笔下的文字具有正常的人性体温,可以见证我曾经这样活过,曾经来过这里。

当我说“目击成诗”的时候,实际上我在强调写作者的精神穿透力,如何做到与周边事物、物象达成共振,依赖于我们的胸襟是否开阔,感受力是否强大,能否在这个熟视无睹的世界里窥见出另外一番生活的面貌来,而这番面貌才是造就我们以飞蛾赴火之力,与生活同归于尽的源动力。这些潜藏在生活褶皱里的“小东西”,不会因为生活是个庞然大物而遁形,相反,它们会日复一日地叠加在一起,对我们的承受力和耐心形成严峻挑战。而一旦这种紧张的对峙关系得以成立,诗性就会在不经意中显现出来。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和解的力量会被彰显放大,人性中的软弱面也会随之被释放出来。如果你能让保持长久的好奇心,去不厌其烦地观看和倾听,就能够慢慢体味到造物主的苦心孤诣。

而当我说“脱口而出”的时候,其实我是在要求自己始终将自己摆放在“受迫者”的位置,去坦然接受齑粉的命运,发出最真实的感喟。无论是“主动生活,被动写作”,还是“我想抒情,但生活强迫我叙事”,这些看似带有自我申辩色彩的文学感悟,都紧紧围绕着生活的难度而非写作的难度来展开。于我而言,尽管在许多时候,这两种难度相互交织并行不悖,但生活的难度显然大于写作的难度,因为一旦掌握并拥有了语言的技艺,如何体现生活的丰富性,变化性,以及那种近乎在灰烬中获取温暖的感受力,才是推动我写作的最大动力。

“诗歌来自诗人心情平静时对于往昔情感的追思”,这是当年华兹华斯给出的定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对此作出回应。是的,在平静中追思,在回望中获得前瞻的力量,让业已消淡的情感一遍遍死灰复燃,成为我正在经受生活的一部分,做到这点固然艰难,但总值得一试。

当一个人写着写着就进入到了天命之年时,他应该明白,顺应命运或许是获取智慧的另外一种途径。在我既有的人生观中,没有哪一种生活不能散发出诗意的色彩,或激发起诗意的辉光来,即便是像我那部小说的主人公安亦静那样惨烈的人生,活到尽头,也有诗性自现。这是因为,生而为人总不免挣扎,而通过挣扎传递出来的情状不仅真实,具体可感,而且充满了生命的韧性和对生命本身的敬重感。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真正好的诗歌并不是刻意“写”出来,虽然为了迎迓她的出现,你必须不断地“写”,甚至必须把“写”这个动作本身当成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从事的正经事。真正的诗应该尽力撇清她与“写”之间的关系,以一种主动现身的方式来澄清我们周遭生活的杂芜和紊乱,达到近似于情景再现的效果,但又不止于情景再现,因为她每一次弥足珍贵的现身,都将修正我们既有的生活观念。

而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终日竖着耳朵聆听“上帝的提示音”的诗人,如何在噪音纷呈、“连楼房都在尖叫”的时代,确保自己依然拥有正常的听力,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更多的人生活在幻听幻像中而浑然不觉,更多的诗歌也已经背离了声音的初衷,加入到了争强斗狠之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诗人究竟该怎样开口说话?

我曾在一篇短文里表达过我的想法,大意是:时代越是喧嚣,诗人越是应该轻言细语。当然,这只是一个姿态的问题,而核心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轻言细语同样充满对人世的洞见。

在我看来,保持与时代的疏离感和保持与生活的亲近感,两者之间并不矛盾,真实的矛盾在于,你一方面想走到时代的前列去,另一方面又想躲在生活的背后。这种首鼠两端的尴尬撕裂了我们的写作,使我们作品发出的声音既怪异又惊悚。声色内荏业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通病,而克服这种通病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我们的肉身回到真实的生活现场,去无所保留地感受日常生活粗砺的磨损,以此重建我们与生活之间的友谊:不再是对生命意义粗暴的否定,也不再是对生活勉为其难的肯定,而是从这种友谊中获得人之为人的良善和本心。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点达成共识,我就会视你为我的同道,并将在终究会通往失败的路上与你“撞身取暖”。

2016年冬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