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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再说找回南洋

来源:文艺报 作者:韩少功 更新时间:2016/12/5 0:00:00 浏览:6126 评论:0  [更多...]


 


海南岛在汉代已设置郡县,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但仍是“天高皇帝远”,与中原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和时密时疏的状态,于是才有南北朝冼夫人率1000多黎洞归顺朝廷的故事。没有疏离,何来归顺?

北宋以后,在蒙古、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挤压之下,华夏文明中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偏移,朝廷对海南的控制和渗透渐次加强。特别是从明朝开始的大批移民,沿东南沿海推进,渡过琼州海峡,汉人群落在海南形成了主导地位。“闽南语系”覆盖闽南、台湾、潮汕以及海南,给这一次移民留下了明显的历史遗痕。丘浚、海瑞等一批儒臣,后来都是在闽南语的氛围里得以成长。

至此,海南最终完成了对华夏的融入,成为了中原文化十分重要的向南延伸。但观察海南,仅仅指出这一点并不够。处于一个特殊的地缘区位,海南与东南亚相邻、相望,与南洋文化迎头相撞,同样伏有南洋文化的血脉。所谓“南洋”,就大体而言,“南”者,华夏之南也,意涉岭南沿海以及东南亚的广阔地域,其主体部分又可名之为“泛印度支那”,即印度与支那(China,中国)的混合,源自南亚的伊斯兰教与源自东亚的儒学在这里交集并存,包括深眼窝与高颧骨等马来人种的脸型,显然也是印度人与中国人在这里混血的产物。至于“洋”,海洋也,从海路传入的欧洲文化也,在中国人的现代词汇里特指16世纪以后的西风东渐,既包括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第一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也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第二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洋火”、“洋油”、“洋葱”、“洋灰(水泥)”等,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留下的各种新词,很早就被南洋居民们习用。

眼下从中原来到海南,人们会常常发现岛上风物“土中寓洋”。街市上的骑楼,有明显的欧陆出身,大概是先辈侨民从海外带回的建筑样式。排球运动的普及,同样有明显的欧陆烙印,以至文昌县成为全国著名的“排球之乡”,几乎男女老少都熟悉这项运动,对太极拳与少林拳倒是较为陌生。还有语言:“老爸茶”频频出现于海南媒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爸”是bar的误译。体育习语如“卖波(我的球)”,“奥洒(球出界)”,当然也分别是my ball out side 的音译。如有人从事跨语际比较研究,肯定还可在海南方言中找到更多隐藏着的英语、法语、荷兰语——虽然它们在到达海南之前,可能经过了南洋各地的二传甚至三传,离原初形态相去甚远。

有些历史教科书曾断言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闭关锁国”,其实这种结论完全无视了汉、唐、元、明等朝代的“国际化”盛况,即使只是特指明、清两朝,也仅仅适合于中原内地,不适合同属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当年郑和下西洋,并非一个孤立的奇迹,其基础与背景是这一地区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越洋移民,一直在对外进行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和商业交往,并且与东南亚人民共同营构了巨大的“南洋”。据说海南有300多万侨胞散居海外(另说为500多万),足见当年“对外开放”的力度之大,以至于现在还有些海南人,对马尼拉、新加坡、曼谷、西贡的街巷如数家珍,却不一定知道王府井在何处。

南洋以外还有东洋,即日本与高丽。两“洋”之地大多近海,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曾是中央帝国朝贡体系中的外围,受帝国羁制较少,又有对外开放的地理条件和心理传统,自然成了16世纪以后亚洲现代化转型的排头兵。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念广为流播之前,亚洲多数国家的管辖边界和主权定位并不怎么清晰,海关、央行、国籍管理等诸多国家体制要件尚未成熟——以至于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到20世纪末才得以勘定签约。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最初以南洋为基地,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场革命以改造中国乃至亚洲为目标,但最初完全依赖南洋的思想文化潮流、资金募集、人才准备,几乎就是南洋经济和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政治表达——海南的宋氏家族以及黄埔军校里1000多海南子弟,自然成为了革命旗下活跃的身影,其倡导现代化的纷纭万象,非后来的海南人所能想象。南洋人民相互“跨国革命”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侨民们穿针引线和里应外合,新派人士天下一家,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的各国联动颇为相似,直到反美的“印支战争”期间仍余绪未绝,比如在胡志明的人生故事里,国界就十分模糊。

不过,“民族国家”的强化趋势不可遏止。这是孙中山革命阵营的进一步扩大。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细节:孙中山先生正是在获取内地各种革命资源之后,才放弃了文明棍、拿破仑帽、西装革履等典型的南洋侨服,创造了更接近中国口味的“中山装”。他肯定有一种直觉:穿着那种南洋侨服,走进南京或北京是不方便的。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普遍推广,东方巨龙真正醒过来了,只不过这一巨龙逐渐被分解成中国龙、越南龙、泰国龙以及亚洲其他小龙。九龙闹水,有喜有忧。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地后来一再发生恐怖的排华浪潮,而中国岭南地区的很多革命者,也曾在“里通外国”、“地方主义”、“南洋宗派主义”一类罪名下,多次受到错误政治运动的整肃。作为一个民间性的共同体,“南洋”已不复存在。“南洋”不再是一个温暖的概念,而是一段越来越遥远并且被人们怯于回忆的过去。

南洋历史,南洋与中原的互动历史,还有南洋与中原互动历史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其实都是了解中国与世界的重要课题——其研究需要更多人力投入。眼下,随着欧洲殖民主义从香港和澳门最终撤走,随着“10+1”(东南亚十国加中国)互助蓝图的展现,随着经济跨国化与文化全球化的大浪汹涌,重提“南洋”恐怕并非多余。这并不是要缅怀往日中央帝国的朝贡体系,而是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外,获得一种人类共同体多重化与多样化的知识视野——还有善待邻人与远人的胸怀。

海南作家蔡葩是个有心人,近年来避开某些文化时尚的喧哗,潜心搜寻和辨析历史的残迹,一心把过去的时光唤醒,写出了《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一书。在她深情灌注的笔下,一个个曾经生活在南国椰岛的学者、军人、医生、渔民、名媛、富商,终于抖落岁月的尘埃,走出遗忘的暗层,与当代读者实现了迟到的相认。细心一些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些人的故事发生在陆之南和海之北,既凝结着内陆文化的千年重负,又集聚着南洋文化的八面来风;既连接了文化的世代更迭,又横跨了文化的地域板块——他们与内陆和南洋都有诸多血缘的、经历的、知识的、习俗的联系,使他们在动荡的整个20世纪见证了特有的交汇和挤压、特有的爆发和沉寂,还有非同寻常的欣悦与悲凉。他们在历史中匆匆掠过的身影,不能不使我们掩卷之时,两目空茫,一声叹息。

这当然还说不上是一本完整而详实的南洋史,但历史从来就是人的历史,更是普通人的历史。蔡葩的写作,也许就是重新找回南洋的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所指向的各种人生远岸,还有众多普通人思想和情感的纵深,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寻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