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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沐:我的君特·格拉斯

来源: 作者:杨沐 更新时间:2015/5/20 8:11:42 浏览:7692 评论:0  [更多...]
       德国当地时间4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去世,享年87岁。消息很快传到中国,网上被有关格拉斯的消息、介绍、演讲、访谈、评论刷屏。各大报纸及公共微信也在第一时间推出介绍和纪念专栏,恍如15年前格拉斯获诺奖,只是信息覆盖面甚至比当年还广。这位“德国战后文学的旗手”在被冷落了相当一段时间后重被推到前台,他的《铁皮鼓》再次被议论,诺奖演说辞再次被广泛复制和引用。可能因为报纸的时效性,媒体引用的格氏言论大多来自诺奖演说辞,以及瑞典文学院对格氏的评论和总结:“他肩负起回顾现代史的艰巨任务,唤醒人们所否认、所遗忘的一切。”      而事实上,即便作为写作者,我也相当一段时间没谈论过格拉斯了,而他的书,早就移至书架顶层落满灰尘——作家们写着写着就忘了初衷和伟大作家竖在前方的标杆——这些年更愿意尝试美国式小说,而君特·格拉斯承续的是欧洲式写作,记忆型写作被有意无意地搁浅了。近些年,他的作品很少被媒体提及,大众还有多少人读过被称作“个人的二战史”的《铁皮鼓》?      说来惭愧,有相当一段时间,孤悬的海岛生活让我的阅读跟在每年的诺奖之后。君特·格拉斯恰是按年度跟踪的第一位。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时,我对君特·格拉斯一无所知,尽管王小波提起过他,但他更推崇杜拉斯和她的《情人》。君特·格拉斯被我忽略了,直到他因获诺奖被全面翻译推介。我最先读到的是《猫与鼠》。那本小书竟让我读了一个多礼拜,这当然不是我读到的第一本活着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但读过这本书之后,之前看过的作品在我视野里模糊了。我发呆了好几周,不是因为这本小说好到了哪里去,而是小说写成这样,就可以跻身伟大作家的行列,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震惊于找到像老鼠一样窘迫的男孩,在各路猫的围追堵截中走向他命运的方式。而无论老鼠这个比喻,还是各路猫围追堵截的处境,都令我们这代人似曾相识,如同我们童年、少年时发生过的事——也许我不认为这本书高不可攀正是因为它似曾相识?      世纪末,我出不了岛,阅读只能拜书店经理们所进的那些“纯文学”的书——新旧世纪交替的当儿,“纯文学”这几个字几乎会遭到讥诮。当台风季到来时,我看到了那位敲着铁皮鼓的小奥斯卡。他目睹了战前和战时的德国,以个人视角(一个流浪汉的、被抛弃和边缘化的视角)描述了二战史,以拒绝长大做个人的抵抗。我相信,书中所描述的就是作者眼中战时的但泽(作者的故乡),那样一种强度和硬度的现实,必须通过变形和某个深刻的隐喻才能表达到骨头里。“他找到了奥斯卡不愿长大这个隐喻,并让这个人物不断敲响铁皮鼓。”这是我的发现——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文学学徒,在名著中偷偷学艺,自我教育,《铁皮鼓》就这样让我摸到写作的边界。      又转过一年我读到格拉斯的《狗年月》,还是纳粹上台和覆灭那段“狗年月”,还是借此“追溯受难者、失败者和各种人们希望抛诸脑后的谎言”,作者继续充当“揭开被捂住伤口的那个人”。之后,我又读到他的新著《我的世纪》,这是由100篇短篇小说构成的历史长卷。小说从1900年一个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的德国士兵的自述开始,到1999年作者母亲103岁的自白结束。这本书让我明白,长篇小说也可以这么写。又过了几年,我看了电影《铁皮鼓》,而且看了不止一遍。这就是我阅读君特·格拉斯的简历,而这位作家对我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      如前所述,格拉斯获奖及其作品推介到中国,正值商品经济全面覆盖中国社会生活之时。格拉斯到来时正值我在极力描摹杜拉斯和她的《情人》,事实上,到现在我才真正看出,《情人》写的不仅仅是爱情,而是贫困、绝望、死亡和绝望中的抗争,而这些,需要千锤百炼的语言和沧海桑田的阅历。我当年的苦心描摹只能算是学徒期的练笔,而学徒期的迷惘、自我怀疑以及对痛说家长里短的厌恶、对狂欢式写作的手足无措,导致我价值观混乱,迷茫于写作到底写什么。如果我能早点看到格拉斯的诺奖获奖演说辞,比如“真理只能存在于复数形式中,也就是说,不存在作为单数形式的惟一真理,而只有多元真理的集合体”,也许会令我的迷惘和愤怒清明许多。      再比如,我在零星引用中读到过类似这样的句子:“君特·格拉斯为整整一代的国人打破了过去的沉默……”我这个笨拙的学徒仅从文本还不太明白《但泽三部曲》到底揭开了什么,我以为那就是德国战时的现实,格拉斯找到的是骇世惊俗的比喻和隐喻。而“打破过去的沉默”,它像一把小刀,划开堵在我眼帘上的、时时作痛的疖子,一堆来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脓液,流了出去;它还像一把扫帚,将挡在我文学路上的群魔扫到了一边;它更像是一个隐藏在草丛里的路标,我沿着它走进了“以嬉戏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瑞典文学院对格氏的评价)——它既是世界观又是写作的方法论。只可惜,这种漫长摸索和自我领悟花掉我太长时间,当我明白时,轻舟已过万重山。      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时段,另一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也在国内大行其道。《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仅仅是书名已经超出文学的范畴,成为流行语,而对其作品对禁锢生活的反思反倒谈论得越来越少。两位欧洲作家因其作品的疼痛点与我们相似,反思的方向与我们一致,而开启了一种写作方向,虽然这个方向在80年代的中国已经打开。当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心更浮躁,价值观更多样,两位作家的作品逐渐成为小众读物,他们的写作方向也只成为少数作家的楷模。      我们这代文学学徒幸运的是,在学艺期间,这个时代伟大作家的作品相继引进国内: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纳博科夫,远一点的乔伊斯、菲茨杰拉德、伍尔夫。当然,我们也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文学教父,在我们经过的日子里谢世,去年是马尔克斯,今年是君特·格拉斯。这些养育我们心灵的大师就像一座图书馆,像有一肚子学问和人生经验的教父,我们总是从他们那里得到滋养和恩惠而从未有机会表示感谢,我熬夜写就的这篇小文,就算是对大师的最后道别。而霎时间,我心头涌起的是亲人离去般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