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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扁平时代的写作

来源: 作者:韩少功 更新时间:2013/4/7 0:00:00 浏览:5640 评论:0  [更多...]

 

 

作家最好不要过多惦记前辈的纪念馆。那些纪念馆展示了激动人心的精神高蹈,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在时过境迁的另一个时代很可能失灵。如果把大师当摹本,在纪念馆里凝定梦想,立志成为托翁第二或莎翁第二,那么很可能是操一支古代长矛的天真出征。

这是因为大师多具有一次性,不可能克隆量产;而且在当今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哪怕真有托翁与莎翁再世,哪怕他们手里集有先贤的全部经验和手段,恐怕也不够用了。

人很难在不同时间踏进同一条河。

文学的认知功能已被大大削弱。在缺少网络、影视、广播、甚至报纸的时代,作家就是一个个信息中心,是社会万象和人生百态的主要报告人。只要不是写得太烂,他们怎么写都新鲜,怎么写都开眼,怎么写都有好奇的读者,其小说、散文、剧本、诗歌都是"黄金时段"和"报纸头条"--假如那时也有这些概念。如果他们心一横,敢言人之怯于言,便更是振聋发聩的意见领袖,足以爆破整个社会认知成规。问题在于,新闻业正在从作家手里接管这一业务。后来居上和异军突起的新闻业迅捷而庞大,呼风唤雨,无所不至,对人世间每个角落的动静都施以信息榨取和认知过滤,比作家总是快上一步。于是,靠文学来扩展见闻和传播知识必定低效。文学"信息量"偏少已成为读者们普遍的抱怨。作家们即使操弄个性化、具象化、虚构化、深度化等祖传利器,但就一般情况而言,要把新闻业滤下的残渣做成佳肴,确已难度大增。

文学的娱乐功能也被大大削弱。文学最为火热的时代,一定是电子游戏、流行音乐、夜总会、旅游、动漫、选秀、T台等尚未普及的时代。那时候的戏剧如同节日,诗歌如同美酒,小说与散文是最佳休闲场所,具有娱人耳目的相对优势。洛阳纸贵、凿壁穿光、一书难求、接力夜读等情景大概就是这样出现的。问题在于,娱乐业也在从作家手里接管这一业务。谋求神经亢奋,寻找感官刺激,窃窥人性隐私,如此最HIGH之事常在文学之外。即使是讲故事,影视公司似乎能做得更为有声有色和规模宏伟。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一般寻乐者继续对文学的忠诚?有什么理由去奇怪一般青少年--包括不少大学文科生,把鲁迅、曹雪芹、托翁和莎翁视为沉重的学业负担?文学的文字美、结构美、想象美等等,在缺乏相应训练的读者那里正成为入门颇难的智力运动项目,正在日益小众化与专业化,难道不是极为正常的结果?有些变化是可逆的,有些变化是不可逆的。文学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不可逆变化,是以电子化和数码化为特征的新兴传播手段,一如以往纸的发明、印刷的发明,正在使文学猝不及防地闯入了陌生水区。

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几年前推出《世界是平的》一书,认为因特网的廉价推广,促成了技术、资本、信息三个"民主化"同时到来,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格局。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但谈得不够多和不够深的是文化,其中包括文学。"民主化"的文学是否可能?如果说"民主化"意味着一个有核心、有级差、有组织的塔状结构,让位于一个无核心、无级差、无组织的面状结构,那么这一前景是否值得万众欢呼?或者是否仅仅值得欢呼?

这当然是更为复杂的一个问题。

 

 

一个"扁平"的世界里众声喧沸。从原则上说,由编辑、审查、批准一类关卡所组成的文化权力体系几近瓦解,每一个IP地址自由发声,都可能成为强大的文化媒体。英才惨遭埋没的可能,伪学与赝品一手遮天的可能,在传统意义上都会减少。全民批评权的运用,也是一种有益的破坏性检验。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胡说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产,优秀者至少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一旦优劣平权成了优劣俱放,文化产量中庸质与恶质的占比肯定大大攀升,低端文化产能不仅无法淘汰,还可能日益滚大和坐大。一些优秀作品即使生产出来,也可能在过量的文化淹没中,在受众们暴饮暴食式的阅读之后,在食欲不振的这些快餐者们那里,出现影响力的严重折扣。一旦肠胃已经吃坏了,再多的良药也都无济于事。

一个"扁平"的世界里多数为王。在一般的情况下,有些潮流可以修复民众良知,是真理的脱颖而出;有些潮流泯灭民众良知,是泡沫和垃圾的霸道横行。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多数人的理解力构成潮流的边界,那么大众型和通俗化的真理尚有机会,而冷门的、偏僻的、艰险的、高难的--又常常是重要的文化探索,则可能缺氧。进一步说,市场总是嗅觉灵敏地跟踪多数,跟踪购买力的所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它们必然就低不就高,随众不随寡,视高深、高难、高雅为营销毒药,并有足够的本领使舆论、奖项、教育、权力等资源向低端集中,打造出泡沫霸权和垃圾霸权。一种品质趋下的文化诱导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几乎难以避免。

一个"扁平"的世界还有易破难立的特点。特别是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敬畏感随着上帝一同消失。叛逆比服从更流行,权利比责任更动心,无论左右翼都造反成癖,在获得解构主义一番学术装备后更是见立必破打倒一切。这一过程削弱了上帝与王权,清算了教条与伪善,其功绩不可低估;但无政府式的激进狂飚若无解药,其结局必是相对性等同虚无性,民主化等同民粹化,任何共识难以达成,真理永远缺位。真理也许还是有的,但在很多时候只剩下每个人那里"我"的真理,即自恋、自闭、自利的各种强辞,甚至是专职扒粪的哄客四起--这不过是社会沦入一片"原子化"散沙的文化表征。圣人、先知、导师一类从此不再,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体。一个个公权政府在这样的逐利时代也更像个总务处,无心也无力充当精神旗帜,无心也无力实施有效的社会调控。避骂自保的公关活动已够他们忙的了,讨好票源和收买民意已够他们累的了,他们哪还有建构民族与人类精神的远大抱负和坚定行动?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约束和引导机制,一个扁平的世界就是没有方向的世界,是无深度和无高度的世界。即使有成打的托翁和莎翁再世,他们通常也形同刺猬而不是狮子,是暗燃而不是火炬--在生态、经济、政治等重大危机逼近之前,在民众的真理渴求大增之前,情况大体如此。

 

 

这个时代当然还有文化,有文化运动与文化冲突,也不乏轮番登台的文化偶像。不过,与传统意义上的圣人、先知、导师不同,很多现代文化偶像形式大于内容,迎合多于独行,公关造势优于埋头苦干,成功获利重于大道担当。这些人不过是营构一种虚假的方向,在无方向时代满足一种偶像消费,其中既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拜,也包括对偶像的适时狂毁。在这里,狂拜或狂毁只在一念,不需深思熟虑和身体力行,因此所需偶像不必经久耐用,隔数月或隔几天就更换一个,实为摊档上的寻常。正因为如此,很多偶像不得不焦灼难安,不得不到处奔走,拼命保持公众能见度成了他们的殊死搏斗,也成了他们与以往大师的明显区别之一。一个个豪华大片就这样火了,又冷了;一个个惊世的主义就这样火了,又冷了;一个个让人开心的狂生或浪女就这样火了,又冷了--到后来,很多人参与围观纯粹是为了有权开骂,争相点击只是赢来讥嘲和自秀高明的资格,于是火就是为了冷,或者说火本身就是冷。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年的统计报告显示,高达47%左右的公众已经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网络。美国佩尤研究中心2004年的调查统计显示,媒体公信力一直下滑,比如对CNN信任值已跌至32%,即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有意思的是,这一类文化产业不正是公众用高点击率、高收视率、高票房额等热心喂养起来的么?不都是文化市场上的成功典范么?时值二十一世纪,人类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选择权,但为什么从这时起人类倒变得如此犹疑不定、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茫然无计,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赖和需要的东西?如果人类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对抗,那么这种所好即所疑、所乐即所耻、所爱即所憎的左右两难,是不是一种文化狂欢之下的精神死机状态?

也许需要重新启动,重新确定一个方向。

一个重建精神价值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