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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情怀、民间立场和平民意识

来源: 作者:王雁翎 更新时间:2009/6/5 15:07:55 浏览:7765 评论:0  [更多...]
     人文情怀、民间立场和平民意识   ——评张浩文小说集《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   张浩文是海南文坛的实力派作家,近几年他的小说创作非常活跃,作品大多发在《天涯》、《钟山》、《大家》、《上海文学》等国内名刊上。张浩文还是一个骄傲的父亲,有一个正上中央美院的儿子。儿子给他画了一幅漫画:赤膊蹲在椅子上打电脑,熟悉张浩文的朋友不禁莞尔。是的,张浩文从不躲躲闪闪,他甚至自豪地宣称“我就是个农民!”他确实像个诚实的农民一样,老老实实、几十年如一日在自己的小说园地里播种、浇水、施肥,收获了一季又一季好庄稼。   张浩文显然是被评论家划归为“乡土小说作家”的,那是他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狼祸》给人留下的印象。《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是他第二本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他1997年以来发表的作品。小说集大部分篇幅仍是叙述过去发生在乡村大地上的事情,正如他在后记里所说,这本小说集写的主要是“身后的事物”,是“过去岁月的记录和边缘人生的描述”。他进而上升为一种写作态度:“对着时代背过身去,走向那些落伍和边缘的场景与岁月。”这就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了。在当今现代化、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时代,他避开了现代繁华都市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也避开了当今文学的主流时尚,依然把目光投向家乡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投向底层的小人物,对他们寄予同情,也呈现、批判了过去那个贫穷、愚昧的荒诞年代对人的正常欲望的摧残,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人文情怀、民间立场和平民意识。相比《狼祸》时期,他已不再满足于仅仅讲述一个或残酷或机巧的故事,故事的背后是对人性的探究、审视、拷问和批判。在这种执着的目光探究之下,作者讲述了一个个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故事。   其中《鞋子去找鞋子的朋友》、《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可谓张浩文的力作,值得认真一读。这两篇小说发表之后也引起一定的反响,前者收入洪治纲编选的《2002年最佳短篇小说选》,后者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还引起海外华人的关注和讨论。洪治纲这样评论《鞋子去找鞋子的朋友》:“将两个瘸子对自我尊严的强力维护和对生命的自我拯救展示得触目惊心。阿兵从阿水那里不仅找到了人性的温情和友爱,也找到了人格的内在力量。他们那种以沫相濡的艰难拯救,其实也是对残酷的人生进行了一场无助而又悲壮的突围表演。”在我看来,这篇小说还在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出时代的某种面影:市场经济时代全民经商的社会环境、道德的沦落、诚信的丧失恰恰给两个残疾人阿兵和阿水的合作生存(刻假公章、造假证件)找到了一条夹缝。文学永远要关注的是人的命运、人的内心,在对人的命运的书写中,自然会折射出时代的变迁。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的提出,文学与三农问题的关系、农村文学叙事已成为近来文学界的热点话题。我国是农业大国,有优秀的乡土文学传统,从柳青、赵树理、李准等经典作家笔下的农村到新时期陈忠实、贾平凹等笔下的农村再到毕飞宇、孙惠芬等笔下的农村,三农问题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最近两年又出现了《秦腔》、《丁庄梦》等真实反映当下农村现实的力作,但不可否认的是,新时期以来,相当多出身农村的作家成名以后大多住在城市,脱离了土地和农村,与农村、农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日渐淡漠,失去了对当下农村复杂现实的鲜活感受能力,只能枯坐书斋,凭着多年前的农村生活经验或报纸上的新闻事件报道来想象虚构农村题材的小说,这导致文学作品中农民形象的概念化、模式化。与此同时,农村文学叙事还有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脱离农村现实的诗意化、抒情化,这更多地表现在散文创作中。作家出于对家乡的怀念,或者传统的文学审美定势,不顾农村的残酷现实,一味地闭上眼睛,在那里歌颂家乡的田园风光、乡情的淳朴善良,而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早已不复是田园牧歌,它的凋敝与颓败,再也不能给故乡的游子提供温暖的情感庇护和心灵的港湾。   《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首发于《大家》2003年第3期,是近年来三农题材中篇小说中的优秀之作。这首先表现在作品有一种真实的力量。   “我”是一个新乡土小说作家,功成名就后居住在南方一座沿海城市,凭着自己多年前的农村生活经验写着小说,并得到评论家们的好评,但三天回乡的所见所闻,尤其是老同学马高明不合时宜的乡村作家梦,给了“我”强烈的震撼,完全颠覆了“我”以前对农村的虚假想象,看到了当下农村的生活真相:土地抛荒、环境污染、贫富分化、治安恶化、集体财产遭到破坏掠夺、干部贪污腐化……作者对此满怀沉痛忧虑之情。小说情绪饱满,到最后“我”“残忍”地宣告马高明作家梦的破灭、马高明焚稿断痴情那一段,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感情冲击。   马高明是一个塑造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以我之孤陋寡闻,还没见农村题材小说里出现过农村文学青年的形象。曾几何时,农村存在着一大批文学青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实生活的压力,他们大多逐渐远离了文学,被裹挟进生活的洪流,像马高明这样固执地做着作家梦的人已是极少数。小说对马高明的迂腐有很多精彩的细节描写,如:贩运苹果却专门绕道去祭拜柳青,专门模仿《创业史》中梁生宝买麦种、喝面汤等行为等。马高明在现实生活中无疑是个失败者:盖不起青砖瓦房,连儿女的学费都掏不起,但他却是乡村生活真诚的观察者和批判者。他呕心沥血写作的长篇文字,却因不合文学规范、不合当代文学潮流而无法出版。“我”最后为了让他彻底死心过一种实实在在的农民的日子,不得不残忍地挫败了他的自信和梦想。   马高明的遭遇令人感慨。新中国以来,我们一直有从基层直接培养、遴选作家的机制,曾出现了吴运铎、胡万春、高玉宝等一批工农兵作家。但在今天,这种文学机制已基本崩溃。热爱文学和写作在农村已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农村、农民在文学中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模糊的背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农村文学青年由于与土地、农民的血肉联系,更容易成为乡村建设的积极力量。比如甘肃漳县“金钟文学社”的社员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好社刊《金钟》,义务开办扫盲夜校、农民科技文化室、免费阅览室,充分利用宣传板报等形式,坚持为当地农民输送先进的文化科技知识,极大地转变了山乡农民的思想观念。“金钟文学社”的社员们也在长期的坚持中感受到生命的充实和价值。这是当下农村文学青年更为切实的定位。文学界也应该加大对农村文学青年的培养、扶植力度。   话题扯得远了,还是回到这篇小说上。小说中有较多作者直接出面对农村现实的感慨和议论,打破了情节的连贯,使得主旨过于显豁,削弱了作品内涵的多意和丰富。这不能不说是这篇小说的一个遗憾。   张浩文的写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有写实的功力,不靠流行的性、爱、欲来吸引眼球,却能把故事写得引人入胜,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偶然性的偏爱。偶然性是他的叙事动力,他往往用偶然性来结构故事、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偶然性是小说创作的一个要素,是一种激活局面的奇特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家对小说的操纵,就是对偶然性的操纵,所谓“无巧不成书”说的就是偶然性对于小说的重要。但小说家过于倚重偶然性,也容易使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丧失真实性。毕竟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丧失了传奇的时代,生活中小小的奇遇和偶然轻描淡写也许比浓墨重彩更来得真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