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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学生腔、文艺腔及其他

来源: 作者:王雁翎 更新时间:2009/6/5 14:49:43 浏览:7676 评论:0  [更多...]
     文笔、学生腔、文艺腔及其他   韩寒最近在电视节目中说巴金冰心文笔不好,居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倒引起我追根溯源之意,不妨来看看何为文笔。   文笔,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文章的用词造句的风格和技巧”,此句重点在“风格和技巧”,属于审美和修辞的范畴。但我自己理解,重点应该是怎样“用词造句”,就好象一个领兵打仗的将军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一般,作者也要调词遣句完成一篇文章。当然,写一篇文章前“布局谋篇”是前提,好象“胸有成竹”的“竹”,画家是运用笔墨把胸中之“竹”落实为纸上之“竹”,而作家则是调遣词句描写出胸中之“竹”。手段不同,但殊途同归。这手段,在画家是运笔用墨,在作家则是调词遣句,如何调词遣句才能使“竹”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就有文笔的好坏了,所以说,文笔是语言文字的应用艺术。用得好的,可谓文笔好,有文采、文采斐然;用得不好的,则有质木无文一说。那么何为文笔好、有文采呢?按我的理解,即是精确、生动、形象,富于表现力。具体到一篇散文或小说,则表现在:氛围的营造、语调的把握、意象的提炼、意境的生成、气韵的生动、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等等方面。按韩少功的说法,就是“优质语言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   小时候学写作文,语文老师大都教我们要准备一个小本子,随时注意摘抄一些好词好句,以备自己作文时的无米之炊。那时甚至还出过一本《现代汉语描写词典》,专门收录名篇名著的优美段落,当时可把我们给乐坏了,写作文时一册在手,再也不用担心蹦不出词,或用词干巴巴的了,结果我们的作文里满篇不切实际的华丽好词好句,总少不了啊、哦之类空洞的抒情和吟哦。由此形成了我们的审美标准:写文章一定要有好词好句、一定要抒情,才算是文笔好,有文采。现在越来越明白,这些只是文章的化妆品,真正有力量的作品是融会贯通无迹可求的返朴归真。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刚刚开始使用汉语言字词写文章的小学生来说,学习前人文章里的好词好句也没有错,就像初学写毛笔字,往往从描红开始一样,只有学会走才能学会跑,但学会跑之后就不能再亦步亦趋了。如果一味好词好句,容易与文章整体结构、意蕴割裂开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就说到了学生腔。按我的理解,学生腔就是脱离叙述描写的实际对象,一味地使用好词好句,而这好词好句往往是已经落入俗套并已毫无表现力的形容词,如:姑娘美的象一朵花一样,鹅蛋形的脸、黑葡萄般的大眼睛,等等。再就是空泛的抒情,如:啊!大海,是多么美啊!哦,那蒙蒙的细雨、雨中的忧伤啊……   造成学生腔毛病的原因是作者依照惯性为文,缺乏独立思考意识和能力,缺乏自己对事物的观察和体悟,只知模仿,不知创新。   还有一个人们常常诟病的,是文艺腔。   文艺腔,顾名思义,就是比较文艺的腔调,文艺在这里是个形容词。在普罗大众眼里,什么样的腔调才算是文艺腔呢?想必是文绉绉的、咬文嚼字的、拿腔捏调的、爱激动爱抒情的,总归一句话,就是有别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脱口而出的活生生的语言,而别有一番腔调。这就要命了,尤其是对小说语言来说。因为小说语言是一种形象化程度很高的语言,要的就是生动形象,尽可能贴近大众口语,什么人就说什么话,说什么就像什么,比如不能让街头的引车卖浆者之流,说一口大学教授的之乎者也。反之亦然。说到这里,我想起某小说片断:   某大学教师出门被偷钱包,好不容易追上小偷之后,他气喘吁吁地说:“刚才有人指认,说我打电话时你们几个偷我的钱包。”南腔北调的声音:“哪个说的沙?”几个回合之后,大学教师教训他们了:“你们以后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几个人连连点头称是,作鸟兽散。   瞧,大学教师即使是抓小偷,说的也是文绉绉的书面语,虽然对小偷没有丝毫威慑力,但用在这个人物身上,却是十分得贴切,如果让这几个小偷倒打一耙说你凭什么“指认”我偷了你的钱包,那就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了。   文艺腔的形成深受欧化句法的影响。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新文学作家们吸收西方、日本语言词汇入文(甚至直接引用英语单词,中英文夹杂,如郁达夫《沉沦》中,多见“Dreamsoftheromanticage、Nostalgia”之类,还直接引用华滋华斯、海涅的英文诗歌),受西式语法影响遣词造句,但又与古代白话糅合的不好,显得生硬、滞涩,反倒不如一直传承《红楼梦》等古代白话小说语言的张恨水、张爱玲等来得顺畅、精美。可以这么说,文艺腔是现代小说语言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幼稚病,即使是失败的,也不失为现代汉语成熟过程中的宝贵经验教训。   文艺腔不仅只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它的出现,还有思想内容方面的催发。众所周知,五四的主题就是反帝反封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人的发现”、个性解放成为时代潮流,具体表现则为青年们冲出封建家庭,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要题材。“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伤逝》主人公子君的话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道德伦理毕竟是强大的,青年们在追求爱情、个性解放的途中,自然感受到浓重的黑暗、强大的阻力、个人的渺小、牺牲的悲情,作品中自然弥漫着一种苦闷、伤感的情绪。如:郁达夫写于1921年春的小说《沉沦》,主人公动不动就流下两行清泪,最典型的形象就是“手里拿着了那一本诗集,眼里浮着了两泓清泪,正对了那平原的秋色,呆呆的立在那里想这些事情”。此外,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等,包括鲁迅早期作品,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一层苦闷的时代底色,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文艺腔调一度成为文坛的主旋律,以致到今天,我们所谓之“文艺腔”已成为小布尔乔亚青年苦闷、伤感甚至无病呻吟的代名词。   可以想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充满了文艺腔的新文学作品,虽然已是现代白话文小说,但它还只是流行在欧化的知识分子、文艺青年之中,与广大底层民众还是相当隔膜的,有感于这种现状,才有三四十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兴起,其主要提倡者瞿秋白认为五四白话是和“平民群众没有关系”的“欧化的新语言”,要用“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即所谓“大众语”取代“五四式白话”,从而实现汉语的第三次革命。   现代汉语从五四时算起,至今不到百年历史,它以古代白话为根基,不断吸收西方词汇、大众口语,经由作家们的创作实践,至今仍处于不断的融合发展创新之中。其中的几次语言发展高峰,除了五四时期的欧化影响、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西方学术名词大爆炸,乃至本世纪初,网络语言的巨大影响,现代汉语一直处于现在进行时态,有待于汉语写作作家一代又一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