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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时间的朋友和敌人

来源: 作者:张浩文 更新时间:2010/3/3 11:22:08 浏览:82 评论:0  [更多...]
    何谓经典?“经典”一词的最初含义是非常狭窄的。在西方它最早专指宗教典籍尤其是《圣经》;在汉语中,“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 刘知几《史通·叙事》)如“四书”“五经”之类。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典才逐渐世俗化,用来泛指人类各学科领域的权威著作。荷兰比较文学家佛克玛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而“文学经典”就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佛克玛、蚁布思著,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从上面对经典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经典与时间的奇妙关系。

  首先,经典是在时间中形成的。任何经典都是经过时间淘洗的,只有在漫长的文明史和文学史中经得起人们反复质疑和推敲的作品才可能成为经典。正因为如此,历时短暂的文学作品很难成为经典,这类作品即使被封和自封为“经典”,也不能获得大家认同。时间会淘汰很多曾经喧哗一时的“名作”,时间也会发掘出很多曾经被埋没的无名之作,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文学史上生前寂寞身后留名的作家不可胜数,这也是时间成就了他们。

  在我们看到时间与经典的共谋关系时,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时间对经典的解构作用。即随着时间的延续,经典会不断遭遇危机,不断面临合法性的质疑。

  据佛克玛和蚁布思的研究,中西方的文学经典至少经历了下述几次重大危机:在西方,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时期拉丁语文学经典遭遇民族方言(俗语)文学的挑战,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时期古典主义戏剧经典遭遇浪漫主义小说与诗歌的冲击;在中国,当儒家中国(即封建时期的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时期儒家经典也遭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质疑。佛克玛他们的研究没有延续到当代,其实在当代中国,文学经典遭遇的危机更加深重,甚至达到了颠覆性的程度。

  为什么会是这样?

  首先是经典与当代生活的错位。也就是说,由于时间距离的久远,经典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所表达的情感范式,都与当代生活有着巨大的落差,当代人难以与其达到共鸣。远古时代的神话、史诗、歌谣且不说了,其反映的人类蒙昧时代的生活与今天有天壤之别,就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而言,无论是欧洲的骑士抒情诗、古典主义戏剧、现实主义小说还是浪漫主义诗歌,或者是中国的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它们反映的无非是农耕文明或者是工业化文明时期的社会生活,而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这是一个与以往相比翻天覆地的时代,经典反映的时代与今天我们的生活有多少可比性?如果我们承认人的心理形式包括人的情感反应方式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养成的话,即是在物我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今天人们的心理和情感形式肯定与经典表达的有巨大差别,在今天高度发达的通讯技术面前,年轻人很难理解古人诗歌中“心有千千结”的离愁别绪,在世界已成地球村的今天更别指望有多少人对着一轮皓月发思乡之幽情。

  我在大学任教,在我讲授的文学理论课堂上,我每年都要给新生开一个必读的文学经典书目,可在后来的检查中发现他们很少阅读,即使对《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也是如此,问他们原因,回答几乎是一致的:写的都是火星上的事!逼得急了,他们就找来电视剧的碟子看一看,对于读图时代的他们,阅读文学原著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此相反的,他们却对日本动漫、韩剧、好莱坞大片、郭敬明等人的青春校园文学趋之若鹜,我每年辅导的本科生毕业论文中,有大量关于此类的论题。就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我接到了一个学生给我电邮过来的毕业论文提纲,我打开一看就蒙了,他的题目是:论动漫与吐槽间的关系。动漫我以前辅导过不少学生,勉强有些熟悉,可“吐槽”是什么玩意儿?我真的不知道。我查了诸多字典词典,根本就没有这个词,情急之下想到了百度,一搜索才知道这词来源于日本漫才(类似于中国的相声),指的是动漫中的某种角色类型,台湾将其翻译成“吐槽”,然后传到大陆。 无独有偶,也就是在我写作本文的这一天(2010年1月16日),新浪网转载了昆明《春城晚报》的一则报道:“高校图书馆外借热书榜 中外名著无一上榜”,该报道说:“大学生爱看什么书?云南省某州市一所高校近日对校内图书馆2009年外借热门图书进行统计并公布。其结果令人忧心:在前100名外借热门图书排行榜上,竟无一名著上榜。除饶雪漫、郭敬明等相对知名的青年作家外,其它上榜书籍均出自不知名的网络作家或写手。”

  这些绝非个别的例子说明我们这些饱读文学经典的人与80后90后的差距。你可以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浅薄,他们情感粗糙,可他们就是在这些“浅薄粗糙”的流行文化中找到了他们熟悉的社会生活和他们表达情感的惯用方式。这是真实的现实,我们无奈,但我们必须面对。

  其次,是经典的遴选机制发生了变化。在以往的权威社会里,经典的遴选和阐释权利操持在权力机构和社会精英的手中,权力机构通过制定文化政策、奖励制度以及直接提供资金资助,社会精英(主要包括教师、文学批评家、文学编辑、重要文学奖项的评委等)通过阐释、宣讲、制定规则等方式推举和普及经典。这个时期的经典虽然可能是上流社会和知识界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未必是全社会的共识。因为社会大众没有权利参与到经典的遴选机制中去,相比于沉默的大多数,官僚和精英毕竟是少数,在这个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可能是权威的,但却不是共享的。当历史发展到现代,民主制度和多元文化保证了社会大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在文学经典的形成中,读者大众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他们的审美趣味越来越成为一种强劲的潮流影响着文学价值的判断。所以,由于遴选机制的变化,以往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文学经典,在后来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次又一次的价值重估。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认定:不存在恒定的文学经典。在任何时候,文学经典都是变动不居的,都是被某种机制认定和推介的,都是意识形态复杂地运演结果,正如美国文论家E·迪安·科尔巴斯所言:“所有的文本都产生于特定的政治语境,并因此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特定的政治内容——不管是直接的还是暗含的——即使作品的作者原意并非如此。到了现在,这已经成了文学理论中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当前的经典论争》,阎景娟、贺玉高译,见左东岭主编《文学前沿》,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西方的文化研究已经揭示出西方以往的文学经典隐含的是西方的、欧洲的、白人的、男人的价值观,那么,以相应的视角,我们也可以看出以往中国的文学经典无疑反映的是汉族的、儒家的、男人的价值观。即使有人天真地排除了经典话语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也不能由此就得出经典是因其艺术价值的卓越和恒定而不朽的,因为何为“艺术”及其“价值”同样是一种价值判断,对一部作品艺术性的理解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总是与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或经济的基本原因相关涉的,E·迪安·科尔巴斯认为“这些基本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批评重点在19世纪时候落在了《哈姆雷特》剧中的人物性格上,而到了20世纪却又转向了剧中准确的语言上。”因为20世纪整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不能不影响到对《哈》剧的艺术阐释;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联系“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我们就很难理解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对看似纯属表达形式的文言的攻讦和对白话的赞美。

  到了今天的信息社会,文学创作和传播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让文学大众、特别是文学青年的艺术热情尽情释放,各种艺术观点和文学实践花样翻新,各逞其能,一个文学众声喧哗的时代轰然降临;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艺术生活化的泛审美观等都在不断为文学艺术祛魅,经典的神圣和权威几乎无法存身。

  既然经典已经被时间击打成了碎片,既然我们对经典缺乏最基本的共识,那么今天我们还怎么可能“重温经典”甚而“返回经典”?

  “重温经典”的口号反映了主流社会面对文学“乱象”的焦虑和无措。它虽然因为缺少可操作性显得有些大而无当,但也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它的潜在意义。在我看来,这个口号起码有以下两点作用:

  第一,激发文学交流。“重温经典”的前提是对经典的认定,在这个文学百家争鸣的时代,倡导“重温经典”必然会引起不同文学群体对各自心仪的文学经典的指认和阐发热潮,不同文学群体也必然会就此问题展开争论和辩难。要参与这样的阐发与辩难,就必须了解对方的观点,阅读对方力荐的文学经典,这自然就激发了各种文学群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目前文坛的现状是山头林立,代沟豁然。50后、60后作家与80后、90后作家几乎绝缘,互不阅读对方作品几乎是普遍现象;纯文学作家瞧不起通俗写手,而通俗作家又以天量的印数和版税傲视对方;著名作家一般拒绝在网络现身,而大批网络作家则无法或不屑在纸媒亮相。至于读者方面,分化和区隔就更加明显,不同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审美趣味的人,阅读领域很少交集。期望“重温经典”的口号能以挑起论争的方式激活死水,达到沟通各种文学流派、趣味的目的。文学有交流才有眼界,才有融合,才有进步。

  第二,扩大经典阵容。这是交流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多元社会里,文学趣味的分化是正常的,对经典的不同体认也是正常的。再企图以某种作品为最高典范一统文坛和一统读者是不合时宜的徒劳,这些年中学语文课本入选课文的变动和大学文学史教材中作家作品的增减就是文学经典多元化的体现。在这样文学多元化的时代,每个文学群体指认的文学经典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你可以不欣赏对方的经典,但你必须尊重对方的选择。宽容在文学上的体现就是各个群体力推自己的文学经典,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文学经典共存共荣,美美与共。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极大地增加了文学经典的数量,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文学经典多了总比少了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