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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若谷:史纤的抵抗 ——读韩少功新作《修改过程》

来源:同代人微信公众号 作者:陈若谷 更新时间:2018/11/26 0:00:00 浏览:1207 评论:0  [更多...]

五年之后,韩少功又写了一个时间中的故事——M大学77级中文系2班的老同学们以多种形式回溯他们青春中的得失。解读韩少功小说的方法角度实在太多,这次,我想老套地以一个形象入手。

史纤原名史供销,从农村出来前做过一年生产队队长。在号称没有冬季的1977年,全社会久违的高考使他得以在78年春夏走进东麓山下的M大学中文系2班,赢得了比进入供销社工作更好的人生转机。本就是乡村秀才,史纤一入校便脱颖而出,获得田园诗人、短裤诗人、酸菜诗人此类戏谑化美称。他创作的诗歌后来作为纪念77级入校30周年班级献礼视频的压轴节目播出。我打算充分行使读者的权利,捏合出史纤的两种人生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史纤入校后因“引狼入室”造成同学们重大经济损失导致严重的精神失常,回乡养病不见好转,最后流落为花老倌采蜜为生。另一个版本是,他最终拿到了毕业证,顺利地融入现代社会,可能是一个常常出差的花衬衫职员,也可能成为科研机构里再也不作诗的古典学术研究者。

无论如何,史纤的故事都是值得仔细回味的,其中包含了至少三条时代的思想线索。其一是他出于自尊所做的对农村污名化的抵抗事件;其二为在“潘晓问题”等一系列思潮的争论中他的无言落败和其他大学生的人生选择;其三为史纤几十年后的返校见闻对其造成巨大冲击,这种以代际方式呈现的理想失落,又与另一个“我”的职业选择相互映照。我打算用这几条线串联起那个时代中裂变的青年思想,并且勾画出一个富有抵抗意味的农村知识分子形象。

77级大学生老少夹杂,既有16岁的娃娃生,也有38岁的工农兵,比如肖鹏、赵小娟等人都曾在乡下当过几年知青,他们下乡后大呼上当,嫌恶农村的蚊虫阴冷,还有村民的老土无知,感情上很受伤害的史纤则无时无刻不在歌颂乡村的清洁、宁静,山清水秀和世外桃源。这两种叙述中都蕴涵着情绪化的片面表达。知青们言说的资本主要是自身在农村的历险,可是“伤痕叙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对生活的简化,甚至选择性的扭曲,并且在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大旗下理所当然地压抑其他不同的声音。以此为背景,2班的班刊《朝晖》自然也就成了诉苦的阵地。在史纤这一面,他故作自得其乐的姿态是一种无力的抵抗。农村在困难局势下不得已被支配的弱势命运,是80年代初期仍然难言的无辜。在被东北生拳脚伺候以后,史纤主动认栽:出门没看黄历,踩了狗屎。这种自我安慰虽有喜剧的面貌,却是向内寻求支撑的精神折中法。

进一步说,史纤仍然在更切身的经验层面实现了对于“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撬动。在有关科学的争辩中,很可见出史纤的故土——四天路程之外的某个乡旮旯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肖鹏被蜈蚣咬了,农村娃史供销模仿鸡啄蜈蚣的形态为其治疗,甚至企图用几担大粪臭死捣乱的“恶鬼”并非毫无道理。“一切妖魔鬼怪都是这样打倒的,人类文明就是这样发扬光大的。这才是科学!”铿锵有力的迷信辩证法让人想起了马桥人所笃信的石磨打架原理。这都指向了一个问题,真实缺少一个维度就成谬误,荒唐多向前一步就走向了真理。历史发展不是正反双面的利落切换,而是新旧交杂、进两步又退三步的混沌河流。史纤的本能反应,其实正提供了在新时期叙述之外的多义性抵抗,他执拗地反抗着一元论的真理或者黑白两色的对立。

第二场风波,是1980年全社会都卷入了“潘晓问题”讨论,77级大学生自然也加入了各种思潮术语的论战中。史纤的想法永远是最直线和朴素的:自我敬重的根源在于勤劳。人就要吃饭、下力气,学生就要读书,一个脱离于日常生存的“主观性”并不存在,否则这个世界就充斥着颠倒的乱相,比如为白骨精平反,让孙悟空当学生代表。结局自然是,史纤的土掉渣根本不足以抗衡林欣们的伶牙俐齿。这个社会的思想转型他很难参与和扭转,史纤的喑哑方言几无用武之地。

史纤所谓的“自我实现”就是念书、作诗,而不是搞对象、耍流氓。他对于自己生活和精神的安排十分齐整清晰。另一方面,激辩的青年们用语言表达的对于“自我”的扩张,影影绰绰总有着在洞穴里模仿的痕迹——恋爱的欢欣要在邓丽君的歌声中才能被体会得纤毫分明,精神的痛苦也不是因为真正的跌倒,而多半来自与想象中那些崇高的词汇擦身而过的沮丧。正如当初上山下乡“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的口号,要时过境迁了才可能从口头沉淀到生活。如果把“潘晓问题”放到一个外在的生活形态层面,其实,就是这些新时期的新青年抛弃了过往的声音、步态,顺便过滤掉了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说到底,是放弃了一套可供模仿的理想,换上了另一套世俗的脚本和自我的说辞。

反观史纤,无论是受限于贫寒的物质条件,还是内在于所谓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他似乎未曾迎来“自我”的诞生,必然对应的是,他也并没有遭遇90年代一些个“自我”的陷落。反而是林欣在眼看着孙波(马湘南的长子)像一个机器人般实行严格的时间、健康和情商管理,又借NPO名目踩着他人羸弱的肩膀攀爬名利金字塔后,主动否定了他们自己的下一代和酝酿了下一代的社会环境。林欣和肖鹏们,还一直在处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后的心理焦虑,自己都没来得及参悟什么是彻底的自由主义,新生代就已经用最精致的理性经济人姿态将“自我”托付给了黑暗丛林。对比而言,史纤当年天天读书写字的“老土”生活,要为一个陌生人声讨公平的凛然正义,寝室失窃后背上的足以逼疯自己的道德压力,……这种种不合时宜反而达成了某种自洽。

最后,离开多年的史纤,为回报同学们的惦念而带来四十瓶蜂蜜。再度走在校园中的他根本无法相信如今大学生的风貌。他发现,物质的丰裕的确是时代的进步,但是同质化的生活和单一的目标却把他们的理想套牢在模板中,这一代青年永远不会再经历77级大学生的激荡自由了。吃垃圾食品打游戏,反倒也许是他们最容易实现的消极反抗。见识了当代象牙塔的萎靡,失望的史纤一走了之。此外,在肖鹏与史纤本人“合谋”的玄幻虚构中,史哥还有两个分身。一个是车站行色匆匆的史供销,他奔赴咖啡店和人约谈工作,像极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白领。还有另一个叫做史纤的研究员,他清贫衰老,研究先秦殷商刻辞,在故纸堆里寻找精神的昂扬之处。

这些事件和种种际遇都让我想到一个词:抵抗。

史纤的作为,似乎既不属于“理想的修辞”一方,也容纳不到“世俗的加法”之中。在呼啦啦的时代大势里,他轮空了。可是最后,他却形成了最持久的抵抗(最激烈的抵抗在于马湘南的自杀,最戏剧化的抵抗在于肖鹏的闭关虚构)。史纤几乎是悲剧性地终身投入了艺术,以采蜜为生,也是因为到处采蜜和写诗相似,是万美皆备于我的一种审美活动。另外,他一直想要用诗才证明自身价值。每一次的行吟唱和,都是为了重返诗歌的抒情年代,连给民政部门申请困难补助的报告里都写满了诗歌。因为疑心别人打压自己的诗才,他开始了字面意义上的“地下”写作——当然没有意义,“藏之名山”在当代基本上就是自作多情。

这么一个抵抗十分无力和缓慢的人,勾起了我的疑惑:他行为的动机在何处?社会重心转移之后,史纤为什么会把诗歌作为唯一的精神孤岛?80年代,文化哲学所确立的艺术的审美品格是具有超越性的。当然这个断语要放在政治背景下才能够做出准确的解释。如今,当我们说艺术具有超越性时,需要超越的那方高墙,已经不再是高压的政治,而是冷漠的人心(人心这个词本身绝对不像被我们消耗了太多次之后那么单薄的样子)。可能对于史纤来说,文学创作其实具有实在性,这是经历了经济社会的白眼之后,他可以正视自我身心问题的唯一路径。第二种版本里的研究员史纤,他的工作是国家科研体制内的文献整理和小学研究,大致以写论文、发论文为生。他这样解释自己放弃文学的理由:“诗歌究竟是美言不信。”他埋首纸堆,大概想以几千年的确定性知识来抵抗外在变迁的事物,这是90年代后知识分子更深地走进书斋的历史呈现。

80年代初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时最不会去考虑的事情就是用旧的信仰进入新的生活,而是要去创造出属于自己一代人的情感风格和知识范式。史纤却用自己的陈旧、老土,和小心翼翼的伪装,保留了许多被轰毁的道德尺度和认知智慧。1992612日,中文系2班某组的十年之约,只有远自大西北的林欣一人赴会。当她独自在雨中站成雕像时,她至少在反抗自己的精神空间和情感需求被冷漠和遗忘挤压的状况。人的行动、思想、情感总是各自走着杂乱的步子,三者的错位带来的失落惊愕要这么理解。韩少功翻译佩索阿的《惶然录》中有这么一句,“他们毁灭的一切还是足以给社会注人力量的东西,让他们去从事毁灭而无须注意墙垣的嘎嘎分裂。”在这样的语言中,我很欣慰地看到,制度化的分析仍然没有站上文学家研究主题里的第一行。否则,若干个社会学家和统计学家就可以取代几乎全部的人文学。一定不是某张经济大幕的拉起造成了伦理的危机,也不是某种技术的降临驱赶了手工业时代的安适,这中间根本不存在什么换算公式。任何社会的修复都要从解除心智的病态开始,重新找到“道德和生活尺度”。也许我正在以复杂和无聊的语言解读史纤,这可能有点辜负这个形象的感染力。但是,我仍旧认为,抵抗这个词不包含丝毫傲慢,而是很多很多可贵的人心。

注:70年代末,高校大学生纷纷亮出自己的文学旗帜,比如北大《早晨》、武大《珞珈山》、杭师大《我们》、北师大《初航》、川大《锦江》、山大《明湖》、吉大《赤子心》等。


作者:陈若谷,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