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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枫:狩猎者的道德

来源:海南日报文化周刊 作者:周晓枫 更新时间:2018/11/18 0:00:00 浏览:1999 评论:0  [更多...]


笔会。忘了何时何地,只记得行走在风景区里。谢大光老师由于发现了我创作方向上的明显调整,给出一句判断:“从此,你将抛弃、也被大众审美所抛弃,再也不会老少咸宜,不会受到普遍欢迎,你将走上一条偏僻的小众道路,甚至遭受非议,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瀑布盛大,从高处跌落、自杀的水,我的回答为了盖过喧响,音量比平常大,有点宣誓的调门:“当然!这是我选择的道路,我愿意为此承担代价。”

事实上,我的散文集销量不佳,从来没有受到过什么老少咸宜的欢迎;好在我的作品数量有限,不会频繁给出版编辑找麻烦。从来没有获得的财富放弃起来非常容易,所以我态度坚决。

不过,我倒是一直偏爱口音很重的文字,无论阅读还是创作。这使我偏离读者,更靠近往往只存活于边缘地带的真理或偏见。年少时候,像许多人一样,我或许有过类似甜软的糯玉米阶段。后来发现,为什么文摘类型的抒情散文得不到由衷的尊重?我想,它们更像是品德老师发出的声音,这些“对人生有建设性的故事”,励志,却也限制成长。正是“老少咸宜”的安全,使人丧失孤独的探险者才能目睹的极境。书写某种“真善美”的文字,我疲倦,体会不到挑战的难度与快意,几乎是被迫的放弃。我这只软体动物,想试试危险的压强。即使失去外在的舆论声援,我认了——与标准答案的出入,将是我遭遇的灾难或者自由。

写作是最孤独的劳动,我因此理解不够坚持的作家甚至放弃艺术原则,以谋求即刻显现的安慰或奖赏。当我们的精力越来越多用于创作之外的经营,以丧失文学尊严的方式来换取所谓声名的另一种尊严,那才是真正的危机。因为,艺术道德的受损,是权力的虚幻性所无法修补的——我们将被审美的王国所驱逐,部分或全部地,沦为机会主义信徒。我偏爱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几位诗人,写作让他们失去安全、自由乃至生命,而写作者的尊严,恰恰建立在这种“失去的勇气”之中。相比之下,太想从写作里赢得荣誉,反而失去写作者的尊严。多少中国当代作家曾幻想伟大得有如天堂建筑的作品,而今面对的,却是被推倒一片的作为残局的生活。

想想自己,我亦卑怯。我的转折不过是小数点后微不足道的调整,既不存在任何英雄主义色彩,也无涉受害者的心理反弹。好在,我的脆弱不至于如此不堪,能够承受得起一些贬义词和怀疑的句子。

知易行难。理论上想得通,落到实践,我难以摆脱局限,常常受制于善良所带来的软弱。所以我需要一边写作,一边校正自己。美,在今天不仅止古典主义的形式,现代和后现代意义的美,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未必使观众或读者感到愉悦,也许是不适、震撼,乃至对抗中的反感——但美,正因挣扎而得以扩大自己的疆域。我不想混淆概念,在强词夺理的态度中颠倒美丑,但至少,早非少年的我们应该承认,在理念上泾渭分明的美与丑,事实上存在着融合而难以言明的巨大交集。

我们描绘魔鬼的五官,并非由于爱慕,也许是为了通缉的需要。天才的美国小说家奥康纳说:“对魔鬼的充分认识能够有效地抵制它。”常常,对邪念矫枉过正而发育为美德。是的,那发酵的基础,正是尽力想被自身刻意隐藏和试图消灭的恶意。正如,之所以能形成清澈的雨滴,来源于最初的一粒灰尘。瞬间萌生的邪恶,常会惊吓到自己,于是进入无声的自律与自惩,并在自我恐吓中完成另类而有效的自我教育。那种恶念,重量那么轻,构不成辽阔黑暗,只是黑暗最袖珍的部分……宝贵得像一粒酝酿开花的黑种子。

写作,并不能使我们驾驭万物,我们愿望中的文字道德也无法统一世界。唯有诚实运笔,表现自身的混沌,我们才能把脆弱转换成直面真相的果敢;也唯有完成这个阶段,我们所追求和达至的温暖,才具有真正的不毁之力。我知道自己写得并不好,如果说还能有点不一样,无他,得益于当初不算太晚的觉悟,以及不再犹疑的贯彻。

英国文艺批评家约翰·伯格表达绘画中的“逼近”概念,也可广泛应用于整个艺术创作领域:“逼近即意味着忘记成法、声名、理性、等级和自我。”当我们内心受到袭扰,创作上就很难保证纯粹。事实上,声誉这种东西就像套在狼脖子上的铃铛,行动时带来夸张的喧嚣,将使我们无法捕获到猎物。合格乃至优异的狩猎者,视线里只有猎物,为了完成有效的捕杀,它无惧于追随猎物进入绝对的黑暗之境。没有左顾右盼的胆怯。唯有这种坚决和坚持,逃亡中的猎物才会被激发出最大的活力。写作者和他的题材之间,应该保持这种互为危险的生死关系;那些在凶险面前止步者,输于猎物的智慧,将饿死途中。

一只完美的猎豹,无意于顾影自怜地欣赏自己的体态与造型,无意于清点和折算皮毛上的钱币花纹,它在专注的追逐中甚至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不是猎豹。作为一只热衷模仿的野猫,我也耸立自己的背脊,让紧张的爪钩小心探出自己柔软的肉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