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原创作品

悬挂书袋

来源: 作者:陈位洲 更新时间:2017/10/9 0:00:00 浏览:1557 评论:0  [更多...]

 

早上七点不到,我就急匆匆地走在校道上。

这个热带海岛,一年四季树不凋草不枯,校园里总是绿意盎然一派葱茏,但教学楼前的那棵红棉,还是让人感受到了季节的生动。孟春时节,木叶尽脱,光秃秃的枝杈泛着清冷,返校的师生只是无意中瞥了一眼,便忙碌于开学的紧张之中;几天后突然发现,一树的花朵正在热烈绽放,红彤彤一片,像燃烧的火焰,人的血气如春潮般一下子就涨了起来。事实上,一年四季,学校的师生总是情绪饱满。大楼前的另一侧,是一棵高大的凤凰树。这是不是先辈们有意为之,不得而知,但红棉花谢后,又见凤凰花开,灼灼其华,灿若朝霞,一样的红艳,像是刚从红棉树那里退场又悄然移步到凤凰树上似的,营造出一种持续火红的视觉效果。此时,正值毕业季,成人礼、毕业典礼,然后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每一样都让人兴奋、憧憬,充满期待。待到秋季一开学,便是总结表彰大会。不说别的,每年的高考成绩稳居全省前茅,状元从不旁落,几十名学生入读清华北大,单就这一点,就足以让全校上下气冲霄汉津津乐道至年终岁末。

我很幸运,一开始就成了这个学校的一名教师。不怕大家笑话,我妈为此感到很骄傲,与人闲聊,动不动就说,我闺女在一中当老师呢!语气里有炫耀,更多的是自夸,就像那些四处推销商品的人,似乎仅仅因为这一点,她闺女就能卖出好价钱一样。

“哎——”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回头一看,是思雨,她在教研室上班。我今天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教研室的人,刚才还祈祷着自己能有个好运气呢。可俗话说日不惦人夜不惦鬼,怕什么偏来什么,这不,刚到学校就遇见了她,像是有什么要藏着掖着却被撞破了一样,这让我稍稍有些不爽。

“等等我!”她又喊了一声。我停了下来。她个子不高,有些肉嘟嘟的,为

了赶上来,左手护着坤包一溜小跑,鞋跟敲击水泥地板的声音格外清脆。

“回来了?”

“回来了。”

“哟,一个月不到,就变得白白嫩嫩的了。说吧,给我带回什么好吃的了?”

“肥肠火腿熏肉,什么都有,把你喂成肥猪绝对没问题!”我知道她在减肥,晚餐只吃个苹果、喝杯酸奶,别的一概不沾,就故意黑她。

“死丫头!”她笑着轻打我一下,“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第一节课吗?”我说。

“第三节。”她说,“不过,还有一大摞作业没批改呢!现在的学生还是那德性,不抓紧点他们就跟着偷懒。好了,不跟你瞎扯了,拜拜。”

今天我到学校来,主要是要跟鲍老师汇报一下。虽然这次外出参加培训是教研室的安排,可我知道荐头是鲍老师,她是我师傅,她的面子给了我这次机会。当时,我有一些想不通的问题,而她像是也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我想不通的问题依然不大能想通,至于她遇到的那点麻烦,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

 

暑期里,老师们被要求回校参加培训,那些北京上海来的专家不辞劳苦,连着几天,做了一场又一场报告,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观念和理论,什么要以学生为主体终生学习啦,要把学生从繁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啦,要培养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啦,等等,让人眼花缭乱又耳目一新。世界上还有这么新这么好的教育教学理论,之前我们怎么竟一点都不知!大家表现出少有的兴趣,议论纷纷,但不过是看热闹罢了——狼桃在没有变成西红柿端上人类餐桌之前,谁能想到它就是一道养人的可口美味?学校大概是意识到老师们还没能真正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于是就再开了一次会议,这一次的主讲人可不是北京上海来的专家,而是我们敬爱的鲍老师。

鲍老师没有力图向我们详解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教学理论,而是像闲聊一样说起她不久前参加的那次学生聚会。

“那是我当老师后带的第一届学生,我对他们特别有感情。那几年,我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献给了他们,直到现在还问心无愧。接到邀请,我略感庄严,也有些激动,临出门前,对着穿衣镜,试过几套衣服呢……”

这些年,同学聚会成为风尚,每有聚会,都不忘要感恩,邀请当年带课的老师。桃李满天下,是一个老师最大的成就,而多年以后还为学生记起,则是一个老师最直接的心灵慰藉,所以,接到邀请的老师,总是乐于参加聚会的。几乎每个老师都不止一次有过这种经历,乘兴而去得意而归。

“我们师生把谈甚欢,其乐融融。没想到有个同学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老师,您欺骗了我们。’我一愣怔,一时弄不明白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欺骗你们什么了?’我说。‘您在课堂上一套一套的,讲得天花乱坠,可我们在社会上打拼了这么多年,才明白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欺骗我们吗?’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反应还算快,没有更多的解释,只是巧妙地还以一个调侃——不是老师欺骗了你,而是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我刚起了个头,同学们就跟着大声附和,朗诵起普希金的诗句,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大家笑了起来。这让我有些得意。

“又有学生说:‘老师,您教给我们那么多无用的,为什么不能多教些大有

用的呢?这个问题我一时无言以对,也调侃不起来。

“学生这句话,让我有一种被退货的感觉,挥之不去。那段日子里,我总是

思考有用无用的问题,思考能不能给学生多教些有用的东西,却不得其解,很苦闷。后来又想,有用无用,这个问题几千年来也没人真正能搞清楚;再说了,教什么不教什么,不是我们这些小老师可以说了算的,慢慢的才原谅了自己。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我们再也不能那样干了!”

      她想明白了什么呢?我们还是糊里糊涂。

“那几场报告听下来,专家们介绍了那么多的新观点新理论,我想,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咱中国古人的那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古人的这句话相当经典,当老师的都懂的,不过我们好像还是听出了一点新意。照鲍老师的意思,是我们给学生的鱼太多了,一时吃不完,成了负担,时间久了还会变坏;今后不能这样了,重要的不是送鱼,而是捕鱼的方法。这一下子就把大家给打动了,原来我们好心做了坏事还蒙在鼓里。一想到我们呕心沥血的结果不过是让那些学生背着太多的臭鱼艰难前行,还要忍饥挨饿,大家一个个难过得连肠子都悔青了!

 

鲍老师只用一个小故事就征服了大家。她太厉害了,总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就像一年前的那一次,她只是带着我溜了小半圈菜市场,就轻易的使我彻底转过弯来。

学校为了帮助新老师,实行一带一的导师制,承蒙看得起,我成了鲍老师的徒弟。我这个人自认为还算是虚心好学的,一有空就去听鲍老师的课;鲍老师时不时的也来听我的课。鲍老师听了我的课后,说我在意的只是一些皮毛。我表示接受,却不得要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语调上的抑扬顿挫,叙述中的飞泼挥洒,甚至在讲台上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对上好一节课都是很重要的。我糊涂,但鲍老师不含糊,她清楚我在课堂上存在的问题。一开始,她说我重点不突出、难点没有突破。于是我就在重点难点上下功夫。后来,她又说,要注重巩固知识,加强练习。于是我在课堂上就有意识地做到讲练结合,加大课后练习和作业的份量。有名师的指点,我一点一点地学习,一点一点地改进,受益匪浅。他们说我进步很快,这话听起来很受用。事实上,我的课很受学生欢迎,在学校例行的教学检查中,学生的满意率是那样的高,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在开放周里,我还上了一节对外公开课,那节课上得风生水起,自然也是好评如潮。我都有些飘飘然了。

乐极生悲,人类这一经验像天行有常一样在我身上再次应验,因为我很快就被打了一闷棍。期中考试,我任教班级的学生成绩很差,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我一下子傻眼了,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学生倒没什么,可家长的意见很大,有的家长找到学校,说他的孩子输不起,要求更换老师。我感到很受伤,很丢脸,又不便与人诉说,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哭啼啼大半天,最后还是跑去找了鲍老师。

“学生说那些试题他们都会做,就是时间太紧。”我这样说,有点要撇清的意思。

“看来问题在于平时的练习量不够,你今后可要加大练习量才行。”她说。

“课后有作业的,布置的练习题也不少,学生都有抵触了,说习题全会做,还翻来覆去练那么多遍干什么?”心直口快这么一说,自己都觉得鲁莽了,我是来讨教的,不是来辩解的,可话已说出口,一时收不回来,心想,等着挨批评吧。可鲍老师并没有训我,她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好了,谁都有个成长的过程,别想太多了。”又说,“我现在要到市场去买点菜,你要是没什么事,就一起走走吧。”

菜市场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老板,来斤猪肉。”她说。

卖肉的汉子肥头油脸,他手起刀落,一块精肉旋即置于台秤的托盘上,只瞄一眼,便脱口报价:“二十四块。”报价的同时,肉也装袋好了,一气呵成,好不利索。她没有急着付钱,先询问几斤几两?那汉子说一斤三两;接着又问多少钱一斤?汉子说十八块五毛。然后她看向我:“是这个数吗?”我听了便在心里忙着计算起来。那汉子觑我一眼,有些小瞧,说一共是二十四块五毛,少收你五毛钱呢。这时我也算出来了,还真是!就有些惊讶。

回来的路上,鲍老师说她是老主顾了,那个卖肉的汉子她认识,听说小学都没毕业呢。然后问我:

“知道他为什么能那么快就算出来吗?”

我点点头。他天天无数次的就计算那么几个数字,熟悉得闭着眼睛都能说得出来,能不快吗?

“那好,我们来说说考试吧。”她说,“考试是什么?考试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独立完成规定的试题。会做是前提。但光是会做有什么用?时间要是允许,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谁都可以算出来。要想考试得到高分,熟练是关键!熟练是怎么来的?你能明白吗?”

“我明白了。”

“知道怎么做了吗?”

“知道了。”

像是终于解决了一件棘手的事情,鲍老师露出了轻松的笑容。作为奖赏,她还邀请我到她家吃了个便饭。

此后,细心的老师和学生或许会注意到,我三天两头地光顾学校的打印室,出来时总是抱走大摞习题。我知道这给别人添麻烦了,所以去打印室的时候,除了嘴巴特甜之外,有时还会带去一些零食,比如时鲜水果或者糖果饼干什么的,或者带一两份海南腌粉,说是请早餐。打印室那个阿姨已经半老却依然是个徐娘,你叫她一声老师她会马上就眉开眼笑起来,属于热心帮忙但嘴上爱唠叨的那一种。她说,全校的老师要都像你这样,我们不得要累死呀?话是这样说,语气里却透着赞赏,她还是乐得看到年轻人的努力和进步的。

他们说,我成长起来了。那是自然的,因为我手里有了鲍老师秘授的百胜法宝。

 

鲍老师在学校里有很高的声望。“鲍春花名师工作室”那块牌匾就挂在校长办公室的隔壁,这个工作室是省里命名的,是全省学科教学的领头羊。学校的同事喜欢称鲍老师为“首席”,也就是首席名师的意思;我呢,更愿意称她为“师傅”。名师谁都可以叫,但师傅不是谁想叫就可以叫的,我一口一个师傅的叫着,既显亲切,也感到骄傲。名师的效应是明显的,现在的家长,一个个赛过当年的孟母,孩子还没上学,就已经将学校里老师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都挤破头想办法争着要将孩子送给她教。当然了,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那么幸运的,学校总是筛选了再筛选,选拔出那些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组成重点班。她一般都教重点班的,学校这样安排也是知人善用。这些年,她很努力,很争气,没让领导失望,单是高考状元,她带出来的就有七八个。她这个名师不是吹出来的,而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一个一个堆起来的,别人不服都不行!她在自己打拼出来的领域游刃有余,占尽风情,而别人似乎也已经习以为常,自认角色,安分而默默地贡献自己那点微薄之力。现在,她登高一呼,带头变革,这无疑是在向自己的福地揖让而别,要去开辟前程未卜的新领域,大家钦佩她的胆识与胸怀,也推高了她在学校里的声望。

不过,就算是这样,也免不了会有些风言风语。

“我们一中不过两个半老师呢。”有段时间,有的同事曾这样议论。

原话我是听说过的。领导在学校大会上点名表扬了两名老师——其中之一就是鲍老师——说是只有像这两位老师那样才能够对得起我们一中的称号。领导明明说的是两个,怎么到了他们那里就变成两个半了呢?我不明就里,又感到好奇,就问:“那半个是谁呀?”

“那半个就是你呀!”有个同事这么一说,其他的人就附和着咯咯地笑了起来。笑过之后,却不再搭理我,又继续一传一递地发议论,说领导那么优秀,当然能算上一个的,但他断断续续就上那么几节课,连规定的一半工作量都不到,不好意思啦,只能算半个。听他们话里的意思,是在抱怨领导,也抱怨鲍老师。抱怨什么呢?我说不好,但能感觉出类似小三的那种酸溜溜。

我能理解我的那些同事,他们有资格闹那么一点情绪,因为他们是资深老师了。教了二三十年的书,突然被告知:你不配做一名一中的老师,怎么说都是一件很受伤的事。但把鲍老师也牵扯在内加以调侃和中伤,我还是为她感到委屈。

鲍老师其实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占尽风情。

那天陪她去菜市场,顺便到她家蹭了一餐。她家的房子不大,有些破旧,客厅显小,家具也很简单:两张沙发前摆一小茶几,一张写字台,几张旧椅子,一个老式的小电视。我们进来时,一老太坐在沙发上看琼剧节目,她说那是她母亲;又向她母亲介绍了我,然后说小张一会在咱家吃饭。我和老太太彼此问过好,又寒暄了几句,老人家起身,把菜拎到厨房,做饭去了。

这时,房间里跑出来一个小姑娘,约四五岁的样子,很可爱,鲍老师一把将她抱起来。是您的孩子吧,我问。她点点头。小朋友你好!我笑着拉了拉她的手,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手抽抽就缩了回去。我想,出于礼貌,她也应该问我好的,比如说阿姨好,或者说姐姐好,但她没有;作为母亲,她也没有教她问客人好,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合常理。喝茶的时候,小朋友手里擎个小茶杯,屁股扭扭地蹭到我身旁,我说喝水,她也不喝,只是擎着杯子,像是在等待什么。我一时弄不明白她究竟想要怎么样。这时,孩子的母亲说,她想跟你碰杯呢。我明白了。来,碰杯!跟她碰了碰杯,她脸上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孩子有耳疾。”鲍老师幽幽地说了一句。

原来是这样啊,我又看了孩子一眼。之前,只是隐约听说,鲍老师晚婚晚育,有个孩子,没想到情况是这样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话透着无奈却也捎带慰藉,但具体到她家的情况,还是让我真实地感受到生活的残酷。

“这房子是租的。”鲍老师告诉我,她在学校宿舍区有房子,因为考虑孩子康复方便,就住到这里来了。

“孩子康复的情况还顺利吧。”我说。

“也就是一起玩玩以免孤独罢了。他们说,人工耳蜗内置手术,康复的效果很好。”

“那就赶紧给孩子治治吧。”

“这事要慎重,不能急。跟北京的医生联系过好几次了,还是一拖再拖,耐心等吧。”

告辞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很复杂,敬重、悲悯、希望,也许都有吧,说不清楚。

那天听他们在那里谣诼,我有一种冲动,要站出来为鲍老师声辩,但想想还是忍住了。事实证明,我那样做是对的。鲍老师并不在场,她没听到什么,不会有什么损伤;就算事后有人传话,也已时过境迁。同事们不过情感发泄了一下,什么事也没有,几天之后就再也没人议论这种无聊的话题了。

 

“明天多带两件衣服,要在那里过夜的。”鲍老师说。

连着这一两个月,一到周末,我们师徒两个就要到下面的市县走走,背一双肩包,胸前挂一相机,一副行者的装束。出发时,校道上遇着一些晨练的老师,他们乐于开我们的玩笑,说都快变成文艺青年了。我们不是文艺青年,但那做派与文艺青年也差不多。鲍老师主持一个课题,要编写一本《乡土文化》的校本教材,除了平时查一些资料,还要实地做些调查和采访,拍些照片。

上一个周末,我们在儋州看调声。那真是个宏大的场面,据说有上万人,他们聚集在广场上,手拉着手,载歌载舞,痴迷而陶醉。鲍老师比场上那些人还痴迷,她脸带笑容,目不转睛,听得津津有味,那副神态似曾相似,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奶奶听大戏时就是这副模样。我觉得好笑,这有什么呀!那些男男女女也就是在有节制地摆动手臂,踢踏脚步,唱着一些单调的歌谣,说地方文化,也不过草根,灰头土脸,难登大雅之堂。看了也就看了,她还设法找到什么传人,要人家说说调声文化的起源、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除了文化娱乐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和功能等等,我则受命在一旁拍照、做笔记和录音。师傅吩咐的事我当然会认真做好,但心里还是有抵触,私下里曾嘀咕,说看看热闹也就罢了,那些东西不是什么经典,高考也不会考,何必那么认真?鲍老师笑笑,说你还是年轻,接触多了就明白了。

这个周末,我们去到五指山。一到村口,就看到几个老妪坐在村道边的草席上,一边闲聊一边织锦,一招一式,手法娴熟。

“大妈,您这织的是黎锦吧?”鲍老师与她们攀谈起来。

“是黎锦。”大妈说。

“是自己穿用还是拿来卖呀?”

“都有。客人喜欢也卖给他们。”

“卖得好吗?”

“很好的。现在喜欢的人多起来了,赶不出来,不够卖呢。”

“大妈,您这手艺是跟谁学的?”

“黄道婆。黄道婆知道不?她的真传!”

我听了心里有些乐。历史书上说的是黄道婆来到海南的黎村学习纺织技术,到她口里怎么就反过来了呢?转念一想,也许当年的真实情况是一个互相交流和学习的过程,她那样说是有道理的,毕竟黄道婆的名气要大得多。

夜幕降临后,村子里狗不吠鸡不叫,静悄悄的没一点声息。明月从东山爬上来,村子又影影绰绰变得生动起来。南风轻轻吹,槟榔花飘香,有些溟濛,有些空灵。村广场上聚起一拨人,喜滋滋地在布置灯光和音响,不一会,传来了悦耳的歌声:

 

送哥送到半路分

越送越远心越闷

站在路边捻草尾

看风吹土填足痕

 

女声刚落,男声又起:

 

久久不见久久见

久久相见才有味

隔久不见又想见

见着面来眼迷离

 

他们在对山歌呢!带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向村广场走去。

“月儿光光,静静照在石榴园。树上的石榴不说话,我的心啊那个是乱……”

歌声又起,唱的是《石榴园》这首山歌我听过N次了,不知道是怎么了,在这里听来是那样的迷人。正听得出神,鲍老师从后面拍了拍我。

“喜欢吗?”她说。

“喜欢!”我说。

“喜欢事情就好办了。”她告诉我,文化的发展往往就是一个从接触到喜欢到创造的过程。她的话我能听明白,大概是说,我们引导学生从接触和了解身边的文化开始,能培养起兴趣,促进学习和研究,今后不定能走出一个半个文化大师呢。

我又一次为鲍老师的话所打动。

 

学校里掀起了课改的热潮,春笋般冒出各种各样的课题小组,老师们都积极参与其中,表现出少有的热情。方向已经明确,大家于是戮力齐心,各显其能,欣欣然要趟出一条通往广阔天地的路子来。

可我很快就遇到了问题。教务部门把我找去,他们提醒我不要忽略了基础知识的教学,话说得比较婉转,但这种方式本身就相当于诫勉谈话。我心里委屈,就去找鲍老师。鲍老师说教务部门的意见是对的。我想不通,不是说不要送学生太多的鱼,重要的是教会捕鱼的方法吗?她说有很多事情是不能操之过急的,要慢慢来。又说其实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要把二者统一起来。我说那好吧,但不晓得去哪找时间。她说时间是挤出来的,挤一挤,就有了。

鲍老师的话是有道理的。时间是流逝的,挤一挤,它就冒出来;不理不睬,它就会白白浪费了。

不过,问题还是没有能够解决好。我可以挤时间,辛苦点没什么,但学生那头不好办。学生每天早上从6点起床开始,到22点半晚自习结束,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无时间可挤。想来想去,只能是下午放学后到晚自习开始这个时间段了。这个时间段有两个半小时,安排一节课外活动课,然后是学生晚餐和洗洗刷刷。有的老师占用了这一节活动课,当然是以一切为了学生的名义,之后群起效仿,并约定俗成,说是课后课,学校没有统一安排,谁需要谁用。以前,倒没觉得什么;现在,因为都有课题,都要用,就显出僧多粥少了。那天我到班上,那里已经聚集了五六名老师,都要上那节课,都有些当仁不让的意思。我突然有些于心不忍,栅栏里就这么一头可怜的小奶牛,却有那么多贪得不厌的挤奶工,一个个擎着奶钵争着抢着都要挤奶,真叫人情何以堪!

像我这种小年轻,自然是挤不过那些有根基的老师的,连着一个星期,我都排不上号,成了冤大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能想到的只是要找鲍老师诉苦,可实际上,她同样也遇到了类似的困扰。

“我争什么了?”鲍老师说。那天,当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她时,她有些愤慨。

原来,前一天下午,她到班上,要上那节课。正准备喊起立,却见胡老师一头闯进来。她迎上去,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他说他要上这节课,上午都跟同学们说好了。她说你昨天不是已经上过一节了吗?今天该我了。声调很平静,口气却很坚决、执拗。胡老师还想要说什么,却发现同学们都看着他俩,而她又没有相让的意思,迟疑了一下,只好夹着课本教案掉头走了。事后,他大概是有些不服气,就说她什么都要争,巴不得所有的好处都落到她一人头上。有人添油加醋,话传到她那里,惹得她也生气了。

“我让都让不来呢!”这些年,鲍老师获得的荣誉还真不少,什么杰出青年、三八红旗手、师德标兵、优秀工作者、劳动模范、特级老师、首席导师,等等。她说,最初,她受宠若惊,激动不已,可后来就有些看淡了。每一次获奖,要填表报材料、写事迹、开会领奖,有时还要作报告介绍经验,这些都很烦人。当然,这是次要的。主要是她觉得盛名难负,自己何德何能,要独享那么多的好处?她推让过,说还是给别的老师吧,但领导不同意,还批评,说这是人民的培养组织的信任,不是个人的私事,怎能不当回事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她还能说什么呢,只好领受了。

我相信鲍老师的话,但也不想中伤胡老师,怎样才能平衡她和他的关系呢,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唉——”一声喟叹,她火气好像也平息了,“胡老师他也是为了学生。再说了,那天我态度也不好,改天找个适当的机会,再向他陪个礼吧。”

我还是不无忧虑,要是那节课总排不上号,到哪找时间完成课题任务呢?

“放心吧,相信学校会解决的。”她说。停了一下,她又说:“哎,最近学校有个外出参加培训学习的名额,要不你去吧,看看人家是怎么搞课改的。”

“这当然好,但不知学校是怎么安排的。”我说。

“我会跟教研室说的,你就先准备一下吧。”

几天之后,我就到外地参加培训去了。

 

我在学校里没能找到鲍老师,心里有些空落落的。他们说,她请长假了。我能猜想到,她这是干什么去了,便在心里默默祝福她孩子能早日康复。找不到鲍老师,我就去找胡老师。我外出参加培训的这两个月,是胡老师代的课,我需要与他有个对接。胡老师告诉我课程的进度,还交给我一张课程表,要我特别注意一下上面的变化,不要耽误了。我接过课表,看到原来所谓的“课后课”,学校已经做了统一安排,物各有主,我也有一份,看来鲍老师所言不虚,我感到心里踏实。胡老师又告诉我,说谁如果另有需要,晚自习前还可以多上一节,学校不做规定,机动性如同过去的课后课,不过是变了个名目,叫“课前课”。我说安排得这么紧凑,学生能吃得消吗?他说,这主要是家长们的意思,学校也希望大家能抓紧点,有所不为,却也乐见其成。

坐下来正要备备课,手机响了,一看,是思雨打来的,心想,十有八九是教研室让我过去一趟。我就说嘛,今天怎么这么倒霉,一大早就撞见这丫头!她嘴上整天咧咧个不停,一定是把我说出去了。一会,主任会问些什么呢?他要是要我谈谈都学到什么新东西了,那还好说。在参加培训期间,我还算是认真的,整理了两本笔记呢。可是,他要是问我别的,比如说,对学校今后的课改都有些什么想法和建议,这就不好说了。唉,要是鲍老师在就好了!

在教研室,主任笑眯眯的,和蔼可亲,让座,还给我倒了杯水,那样子,像是要与我做一番长谈,这让我稍稍的有些紧张。不过,才聊了几句,属于情景对话的那种,还没有转入正题,他的电话响了,听得出来,是校长有事找他。
    “下次找个时间,我们再聊吧。”主任说着匆匆的就要走,临走前他又说,“你还是先准备一下,下次开教研会时,向大家作个汇报。”

主任走后,思雨笑嘻嘻的,“这可是一次露脸的好机会,你可要好好把握啊。”她说。

“你就幸灾乐祸吧!说说,是不是你把我说出去的?”我说。

“出来混是要还的。你还真以为这两个月是吃白食的啊?”

“那也要等我缓两天再说嘛,你这死丫头!”

思雨不再跟我闹了,她扔给我一本书,“看看吧,你们那个校本印出来了。”她说。我拿起来一看,哎呀,还真不错,图文并茂,封面上有我的署名,便有些惊喜——我也能编书了!当然,这主要是鲍老师的功劳,我除了做一些搜集资料和文稿的校对工作,其它的,全是鲍老师一人亲力亲为,但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当我抱着一摞书走进教室时,班上的同学对我的归来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我感到很欣慰,心头一热,眼泪差一点没掉下来。不过,当掌声渐渐平息,隐约中还是听到有人说了一句:“又来了——”语气里透着无奈。我有些纳闷,“又来了”?什么意思呀这是?

往台下看去,熟悉的同学,熟悉的景物,但我还是看出了一点新变化:每个同学课桌的一侧,都悬挂着一个绿色的书袋,像邮递员单车架上的邮件袋一样大,却要复杂得多,一褶褶,一层层,我走下去一看,里面全装着课本和资料册。课桌上摆满了书,抽屉里塞满了书,这个大书袋就像是一个外挂件,挂在课桌的一侧,但我知道,它其实是沉甸甸地挂在学生们那稚嫩的身板子上。我不忍心又压上一根稻草,突然有一种冲动,要把那摞书抱回去!

不过,我终于还是让学生分发下去了。

鲍老师说过,做事情要善始善终。

 

2017/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