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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在哪里写作

来源:文艺报 作者:刘庆邦 更新时间:2017/9/20 0:00:00 浏览:3605 评论:0  [更多...]

我认为自己比较幸运,幸运的是比较早地理解了自己。一个人要理解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比较早地理解了自己,意识到自己喜欢写作。在这短暂的一生当中,我们不可能做很多事情。倾其一生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算不错。文章千古事,写作正是一件需要持之以恒的事,只有舍得投入自己的生命,才能在写作这条道上走到底,才能写得像点儿样子。 

老一代作家,如鲁迅、萧红、老舍、沈从文等这些先生,他们所处的时代,不是战乱,就是动乱,不是颠沛流离,就是横遭灾祸,没有时间持续写作。而我们这一代作家赶上了国泰民安的好时候,能够持续几十年来写作。我从1972年开始写作,到今年已经写了45年,也许还会写下去。有了好的写作条件,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既考验我们写作的欲望、写作的兴趣,同时也考验我们的写作意志力和写作资源。我们看到好多作家写过很不错的东西,可是写着写着就不写了,不见了他们的身影,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幸好,我自从意识到自己喜欢写作以后,就再也没有放弃,把笔杆子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不管走到哪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直咬定青山,把写作坚持了下来。

回顾起来,我曾在多个环境里写作。第一个环境,是在煤油灯下写作。那时候我老家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漆黑一团,照明的是煤油灯。煤油灯一般是墨水瓶做的,灯头很小,像一粒小黄豆一样,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初开始写作是在煤油灯下进行的。当时我家里安了一个小喇叭,每天都广播新闻,县里、公社里面办的一些节目,还会广播一些当地人写的大批判稿。我听来听去,那些大批判稿都是其他公社、其他大队的人写的,从没有听见过我们公社人的写稿。我想,我们公社也不小,人口也不少,怎么就没人写稿呢,我能不能写一篇试试?萌发了这个念头后,我开始写大批判稿。我们家只有一盏煤油灯,原本是母亲纺线用的。母亲见我要写东西,非常支持,宁可不纺线,也要把煤油灯让给我写作。

那时候写稿跟文艺不沾边,跟文学更是不沾边,只能写大批判稿——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剥削有功论等。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没有什么参照,鹦鹉学舌,人家广播里怎么说,我就怎么写。有一个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说阶级敌人像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我从来没有见过洋葱是什么样,但我也照着写,说我们村的阶级敌人也是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写了之后不敢让别人知道。那时候寄稿不要钱,自己糊一个信封,剪一个角,悄悄地投到公社邮电所的邮筒。投了之后不敢报什么希望。没想到,几天以后我这篇稿子在沈丘县人民广播站广播了。广播员播送道:“沈丘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贫农社员刘庆邦的一篇广播稿。”公社里开始知道我了,公社干部在打听刘庆邦是谁,并把我招到了公社,先是让我参加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解散后让我继续写通讯报道。接下来我陆续写了一些批判稿,把需要批判的这论那论都批判了。可巧的是,我写的每一篇都广播了。写广播稿没有稿费,也不提前通知你,随后会给你寄一封信,通知你说这个广播稿在哪一天广播了。我把每一封信都留着,觉得很骄傲,我母亲也很高兴。

1970年,我参加工作到了煤矿。在煤矿的宣传队,我谈了恋爱。宣传队解散后,我不甘心只做一名体力劳动者,年轻人又想增加自己的吸引力,为了爱情,我想应该再干一些其他的事情试试。干什么呢?我想试试能不能写一篇小说。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也没有参照,只能蒙着写。四人住一间的宿舍,有电灯,但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怎么办?我借了舍友的小马扎,坐着小马扎,趴在床铺上写。

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趴在床铺上写的。褥子不厚,把纸放在上面不软,我写了一个六七千字的小说,写了却没地方发表,惟一的读者就是我的女朋友。我女朋友一看觉得这个不错,我就觉得完成任务了,因为这进一步确定了我们的恋爱关系。这篇小说完成于1972年,写完后在箱子里放了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各地的文学刊物开始创办或者复刊,我想起我还写过一篇小说呢!拿出来看了看,改动了一下,觉得还可以。便重新改了一遍,就近寄给了《郑州文艺》。让我倍感幸运的是,这篇小说不但发了,还发在一个头条位置。小说排在1978年《郑州文艺》第二期的一个头条位置,这对我的鼓励很大,让我感到写小说并不那么难,别人能写,我也可以写。这种想法其实不对,我后来经过很多学习和实践,也经过一些失败,才逐渐成熟起来。不过这第一篇小说的发表,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从那之后我一直写。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写了300多篇短篇小说。在中国的作家当中,好多人写短篇写着写着就不写了,而我一直在写,每年都写上几篇。当然,长篇、中篇我也写。

1978年,煤炭工业部办了一个刊物,叫《他们特别能战斗》。编辑部先是把我借调到杂志社,让我帮忙编这本杂志。借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把我调到了北京。刚开始我不愿意来。负责人问我为什么不愿意来,我说我想搞创作,想在基层生活的时间长一些。杂志社的负责人一听有些吃惊,说别人想来还来不了,你还不愿意来,我们没发现你有什么写作的才华呀,你当编辑还可以,写小说,我们还没看出来你这方面的才华。我也没有什么可辩驳的,因为当时的我确实没发表过什么像样的作品。

但是我很自信,才20多岁,我觉得自己可以从头学。下级服从上级,我还是被调到了北京。评编辑职称时我没有大学文凭,怎么办?我不改初衷,要写书,要写长篇小说,要有著作,拿到自己的“文凭”。刚调到北京,住房条件非常困难,我们一家三口住在6楼一间9平方米的小屋,还是跟人家合居,两家一起住。后来改善了一次,从6楼搬到2楼,房间虽大,但还是两家住一起。

这时我又生了一个孩子,母亲帮着照看两个孩子。我白天上一天班没有精力写作,只能早上写,早上4点就爬起来开始写。我对自己提的要求是,每天要写够10页稿纸,3000字,不能欠账,必须完成。那么早在卧室开灯影响家人休息,我只能到厨房写,厨房是一个小窄条,根本放不下桌子,炉台上也放不下稿纸,我只好在厨房里放一个方凳,再放一个小矮脚凳,坐在矮脚凳上,趴在高凳上写。

我的第一部长篇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开始的。我每天闻着酱油味、醋味,甚至煤气味写作。写着写着会看见蟑螂在灶台上爬,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就把蟑螂忘了。我从4点写到6点,然后去跑步。我那时候住在建国门外大街的灵通观,跑步去给儿子取回牛奶,一点也不影响上班。用几个月的时间,把第一部长篇《断层》完成了。长时间坐低座,我感觉身体有一些不适,肚子有一些下坠。我跟我爱人说坐低座不行,长期以往对身体有影响。她说你别在厨房写了,能不能换个地方。换什么地方?我先到楼下的地下室。地下室里没有人住,我搬着小凳子到那里写过一段时间。地下室满地灰尘,一踩一个脚印。还有人在地下室撒尿,臊味很大,没窗户又不通风,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写着很憋闷。于是我后来跑到了家附近的日坛公园写。那时候的日坛公园很荒芜,到处都是荒草。我背着自己的黄书包,拿一个硬皮本垫着就可以写。有的游客以为我在画画,会绕到我后面看,一看这个人不是画画,而是在写字,觉得没意思就走了。第一个长篇就是在厨房、地下室、公园里完成的。

长篇写完之后很快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那时候家里经济情况比较困难,两口子工资很低,月吃月干,攒不下钱。出了这个长篇,我一下子挣了六七千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钱,改善了我们家的生活,买了冰箱、电视机。

后来,我去过不少国家,只要有没写完的作品我都会带着,到国外去写。我习惯早上写作,不耽误参加白天的任何活动。在美国、俄罗斯、摩洛哥、尼泊尔等国,我都完成过短篇小说和散文。

说了这么多写作过的地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还没有说到。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在我心里。不管环境怎样改变,不管换多少地方,不论到哪里,其实都是在我自己心里写作。因为我们的写作都是从个人出发,从内心出发,只要我们心里有,笔下才会有。只要我们心里有,到哪里都可以写出东西来。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心里没货,给你再好的条件都写不出来。所以说不论到哪里写作,最终是在心里写作。

我们的写作,是一种内在生活,是一种心灵劳动。因为我们的世界就是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相应来说,我们的生活也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生活,一种是精神生活;一个是外在的生活,一个是内在的生活。我们的写作是内在的生活,这个内在的生活就是我们心灵性的创造,就是通过我们的写作,不断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不断拓展我们的心灵疆域。通过写作不断地完善自己,使自己的人性更善良,心灵更高贵,达到完善自己的目的。

我尊敬的老兄史铁生反复说过,我们的写作,写来写去,最终都是写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塑造别人,是塑造自己。通过写作使我们自己不断得到完善,这是我们每个人写作的动力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