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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去不还

来源: 作者:王雁翎 更新时间:2017/5/19 0:00:00 浏览:188 评论:0  [更多...]

 

1987年冬,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已是研三,进入紧锣密鼓的找工作阶段,我的理想是进京。年底的一天傍晚,我在北京学院路街头,遇到一个已在北京某高校工作的大学同学。当我说明来京的意图时,他脸上立刻浮现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嘁,现在谁还来北京找工作啊?我惊讶:哪去哪儿呢?男同学说:海南啊!海南要建省了,现在人都奔海南去了,海南就是第二个香港,比深圳都牛!

很惭愧,这是我第一次关注到“海南”这个字眼。

但我还是初衷不改,还是想进京。1988年6月我和我先生同时毕业,他因故留校和进京均受阻,我只好先找到天津一家高校暂时栖身,而先生还未落实工作单位。此时海南已挂牌建省,大特区百废待兴,闯海大潮高涨,“雁南飞”一时成为热门话题。先生也耐不住诱惑,遂与一位师弟结伴南下,试图在广东、海南一带找个工作。结果他们在广州、深圳、珠海、海口转了一大圈,行程近一月,除了留下很多张无效的求职表格,一无所获,悻悻返津。唉,那儿最热门的是经济金融专业的,咱们学中文的无用武之地啊!

1991年11月,海南作家田先生来到天津,《天津文学》作为东道主请饭,此时已任该刊评论部编辑的先生也参加了这次饭局。席间田先生对海南开发热潮的描述再次唤醒了先生的海南梦,促成了他第二次下海南。很快,先生就到当时海南房地产龙头企业上了班,在董事局秘书处当差,算是下了海。

随后我在天津不断接到先生兴奋的电话和来信,他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蓝的天、这么白的云、这么漂亮的楼房,你快来吧!此时我已调至天津市文联当编辑,于是我向领导告假,怀着一脑门子美妙的幻想,在1992年1月春节前夕从天津飞到海南岛,机票花费七百余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所以印象深刻。后来屡屡听说当初的闯海者大都是坐火车、轮船来的,当在轮船甲板上远远望见椰林掩映下的一座岛屿越来越近时,那种激动与兴奋,想必可与当初欧洲移民乘坐五月花号初见美洲大陆的情景相媲美,这令我深感遗憾,觉得自己错失了海上初见海南岛那种难得的第一感觉。

但即使是空降海南岛,这里的一切仍然令我新奇不已。时至北方隆冬,这里却蓝天丽日,暖意融融。颀长的椰子树干,羽状的椰子树叶迎风摇曳,窸窣作响,在地上撒下斑驳的金黄光斑;浓绿蓬勃的阔叶植物,鲜艳硕大的无名花朵,都令我目不暇接;街上行人都单衣单裤,最多一件外套,很多人居然光脚只穿一双拖鞋在街上走,说的话更是一句都听不懂。我当时强烈的感觉是到了国外,恍然置身东南亚某国街头。

先生当时供职的公司位于海口市国贸新区龙头地段,新颖别致的楼房造型,粉白淡绿的墙体色彩,都使我习惯了北方大一统灰色火柴盒楼房的眼睛惊艳不已,觉得海南真是先进、现代。但沿龙昆北路往南走不远向左一拐,龙华路、海秀路沿街却多是两层的楼房,苔痕斑驳,陈旧破败。老街博爱路、中山路的楼房虽然也是老旧凋敝,但那种南洋骑楼式的建筑风格却沉淀着一种历史的沧桑。那时的海口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与现代、先进与落后并存的地方。

当时我们很多校友已星罗棋布在海口各大公司和金融机构中,都是白领,但工资并不很高,也没有自己的住房,大多还住在公司的宿舍,或当地人出租的民房里。据说1988年前后十万人才下海南,初期过得都是共产主义生活,同是天涯闯海人,大家有饭同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种患难与共的“共产主义之风”已经成为当初无数闯海人的美好记忆。1992年初,我们这个校友圈子依然延续着这种“共产主义之风”。常常是傍晚,大家一天工作完毕,从各个公司的格子间走出,相约到海边或街头吃大排档,已有工资可领的校友轮流买单,像我这等还未找到饭碗的则可以毫无愧色地白吃白喝。我就是这时才知道广东海南一带所谓的“打边炉”是怎么回事——相当于内地的火锅,不过涮的不是羊肉,而是煮的各式海鲜,滋味鲜美。

那时正可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又赶上了海南开发建设办大特区的高潮,每个人心中都怀揣着希望、梦想与激情,觉得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有个场景我记忆犹新,至今难忘:一天晚上我们在海边的一个大排档“打边炉”,锅里汤汁翻滚,桌上热气袅袅,大家边吃边聊,一位在海大工作的校友突然站起来,手里拿着筷子和一条螃蟹腿,猛地一挥,蹦出一句话:“我们都在发财的路上迅跑!”尖叫,拍手,大笑,笑声被海风裹挟着传出去很远很远……是的,我们毫不怀疑,我们会发财的,我们的日子会随着海南岛的开发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日子!

1992年春节过后,我和先生已决定要彻底离开天津,落户海口了。这时最重要的是要给我找个工作。这段时间看多了那些穿着职业装踩着高跟鞋出入公司的女校友,我心里也向往着能做个白领丽人。经朋友介绍,一家不大的房地产公司同意聘用我做总经理秘书。公司位于国贸大厦,老板是海南文昌人。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去上任了。办公室条件很好,空调沙发大班台一应俱全,工作也比较清闲,每天就是接接电话接待来访什么的,但我早已习惯的那种文化氛围与眼前这种公司秘书工作怎么也难以兼容,而且还要翻译英文文件,我那三脚猫的英语水平拙于应付,因此每天都感到紧张不安。一天老板外出办事,我独自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大海,想到我以前在大陆的生活,突然感到自己孤悬海外非常孤独,遂下决心辞职走人,当即写了辞职信。此时距离上班刚好一个月,我的白领丽人梦遂作罢。

我认识到自己最适合的还是文化工作,朋友们也说你们应该“一家两制”,意谓先生已在公司,我应该找个稳定的单位继续享受社会主义的好处。当时海南省作协刚刚成立不久,原为海南特别行政区主办的《天涯》杂志自然转为省作协的机关刊物。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到海南省作协《天涯》杂志求职,当时的海南省作协主席兼《天涯》杂志主编叶蔚林先生接待并最终留用了我。于是,1992年六七月间,我回津办理调动手续,1992年9月正式调至海南省作协,成为《天涯》杂志的一名编辑。

当时的《天涯》除了主编叶蔚林,编辑只有蒋子丹一人。我和另一人来后,编辑增加到三人,但此时的《天涯》杂志虽是公开刊号,却基本上相当于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每个编辑很长时间才轮上编一期杂志,其他时间则各干各的。蒋子丹在《海南纪实》解散后,又进入她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另一编辑在公司兼职打工,我则面对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茫然不知所措,觉得自己好像提前退休了一般,有一种年华虚度的恐慌。此时我已将至而立之年。1993年,就在这种半工作半休闲的状态中,我怀孕生子,算是抓空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到1995年五六月《天涯》酝酿改版之前,我基本上是个退守家庭的全职母亲。

1995年5月的一天上午,在海南省文联招待所的一间房子里,我第一次听韩少功提出《天涯》杂志的改版设想。在座的还有蒋子丹、罗凌翩。5月的海口溽暑难当,制冷不良的空调机嗡嗡作响,室内烟雾缭绕。看着韩少功隐在袅袅烟雾后的脸,我隐约感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王雁翎,海南省作协副主席,前《天涯》杂志主编。有散文集《不能朗读的秘密》《人在天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