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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承宁:母亲的衣篓

来源:海南日报文化周刊 作者:赵承宁 更新时间:2017/4/23 0:00:00 浏览:161 评论:0  [更多...]

二十二年前冬季腊月的一天,母亲刚迈过88岁那道坎,就匆匆离开了人世。那天凌晨,我们家居住的小区,胡同小巷一派萧瑟寂寥的严冬景象,母亲选择了这个清静的良辰,悄悄地走了。在弥留之际,母亲不曾唠下半句遗嘱,只是用痴呆的眼神,看了一下置放在床边的一对衣篓,然后缓缓地微合双眼,诀别瞬间,她的神态从容,安详。

母亲的遗物本不多,除了一些半新旧的衣服,剩下的就是这一对籐色斑驳的衣篓。

这对衣篓是外婆给母亲的嫁妆,它陪伴着我父母走过了婚后七十年相濡以沫的岁月。在我的童年时代,家里除了这对衣篓,再没有别的家具。那时,母亲常说,外婆走后,衣篓就成了她追忆外婆时的一种精神寄托。

母亲一生勤俭持家,过着清贫的日子。她对家里的东西都十分爱惜,尤其是对这对衣篓的呵护程度,达到了令外人无法理喻的境地。夜深人静,母亲独自一人时,她会习惯地用双手怀抱衣篓。此刻,只有母亲心里明白,她这么做,是在用心与衣篓紧紧交融,来品味寂寞与回忆给她带来的安宁。母亲向来为人低调自卑,在她的潜意识里,她始终觉得,旧社会像她这样出身贫穷农家的女子,出嫁时能有一、二件娘家送的东西作为嫁妆,就已经足够体面了。几十年来,或许是母亲和娘家亲戚相隔太远的原因,使得母亲往往在独处的时候,更多的只能把自己对外婆的感恩之情和对娘家亲戚的牵挂,寄托在与衣篓的无言对话之中。

解放前,老家乡下的不少百姓人家,都有类似我家这种用两层籐片里外夹着葵叶编织而成的衣篓。这种衣篓既防水又轻便。老百姓躲避战乱时,把全家人的衣服装在衣篓里背起就跑,也可以埋在房前屋后的地底下。母亲对衣篓的情结,还蕴含着一种家国情怀。抗日战争时期,家乡一带经常遭遇日军的扫荡抢粮。母亲和家乡支持抗战的群众,把平日从嘴里节省下的一些粮食,装在衣篓里,埋到地底下,做为支援琼崖抗日队伍的支前粮。母亲还曾经对我说过一件事:1942年底,日军到我们老家一带烧杀抢掠。当时母亲背着出生刚满月的二哥,跟着十几位乡亲,就躲藏在村边树林的竹刺丛中。母亲担心我二哥哭出声来,被日军发现,连累乡亲,于是把二哥放进衣篓中,然后用篓盖掩盖着,等日军马队跑过竹刺丛后,母亲才把篓盖掀开。二哥被憋得脸部发青,差点就夭折了。事后,逃难的乡亲对母亲这种深明大义,为他人着想的举动十分感激。

母亲出生在一个善良淳朴的农民家庭。我的外婆共养育一子四女,母亲在四姐妹中排行老大。在国亡家破的危难时期,外婆义无反顾地支持家中唯一的男孩(我的舅舅)参加了抗日革命队伍,后来,大舅在解放战争时期光荣牺牲后,外婆强忍着痛失儿子的悲伤,仍像往常一样坚强地支撑着一个家。每当母亲对我说起这些往亊时,她都很宽慰地说,外婆对于你舅舅的死,想得明白,说自己养育了一个好儿子,为了家乡穷苦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死,死得其所。外婆的言传身教,熏陶与影响了我的母亲,使母亲从小养成了意志坚韧,勤劳俭朴的美德。旧社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从十二岁开始,除了每天跟着外婆下地劳动以外,还要为外婆分担里里外外的许多家务活。

解放前夕,父亲被派往乐东工作。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全家迁到乐东。在乐东居住的三十多年间,家里陆陆续续地添置了一些木箱、衣柜之类的家具。家里人几次劝母亲淘汰那对衣篓,但都遭到母亲的婉转拒绝。母亲总是笑着说,放在衣篓里的衣服味道清爽,穿起来也觉得舒心。我依稀记得,有一次,其中一只衣篓被老鼠咬断了外层的几节籐片,母亲发现后,深感惋惜。当天晚上,母亲找来几条籐片,用尼龙线一节节地把断开的籐片修补好。

在我的记忆中,衣篓离开母亲身边,只有短暂的一次。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自然灾害,粮食紧缺的时期。我的姨妈从老家到乐东看望我们。返乡前,我母亲给姨妈准备了几斤大米和十多斤木薯干带回老家,接济生活。由于那个年代的布票是有计划分配的,家里实在找不出一条大的布袋,母亲只好把木薯干盛在衣篓里,让姨妈带走。姨妈临走前,母亲还叮嘱姨妈,要及时托人把衣篓捎带回来。

1981年初,父亲离休后,母亲随父亲告老返乡,这对衣篓又重新回归了它的“出生地”。从此,进入高龄后的母亲,穿越完了她一辈子人生苦难的夹缝,终于步入了安守晚年的门槛,也才有了较多机会与她的同胞妹妹相聚一起互诉衷肠,共享夕阳来日不多的时光。而母亲以心相契的衣篓,也在故土默默地陪着母亲走完了她人生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