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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二十一世纪与新时代诗歌

来源:诗歌月刊 作者:李少君 更新时间:2019/12/10 0:00:00 浏览:3645 评论:0  [更多...]


新诗的演进与变革

新时期诗歌四十年,有一个基本是自然自发演进的过程,可以从中窥见诗歌的自由发生进程和艺术变化规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朦胧诗时期,主要是向外学习的阶段,翻译诗在这一阶段盛行。朦胧诗是“文革”后期出现的一种诗歌新潮,追求个性,寻找自我,呼唤人性的回归和真善美,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时代意识,是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和美学追求。朦胧诗主要的特点:一是其启蒙精神和批判性,北岛在这方面尤其突出,他对旧有的虚假空洞意识形态表示怀疑,公开喊出:“我不相信!”同时,他高扬个人的权利,宣称“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二是对人性之美的回归,对日常生活之美的回归,舒婷比较典型,她呼唤真正的深刻平等的爱情、友情,比如《致橡树》等诗。朦胧诗的新的美学追求,也得到了部分评论家的肯定,其中尤以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为代表,他们称之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为其提供合法性正当性证明。

朦胧诗与翻译诗关系密切。诗歌界有一个相当广泛的共识,即没有翻译就没有新诗,没有灰皮书就没有朦胧诗。灰皮书是指196070年代 “供内部参考批判”的西方图书译本,其中一部分是西方现代派小说和诗歌,早期的朦胧诗人们正是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这些作品,得到启蒙和启迪,从此开始他们的现代诗歌探索之路。19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诗歌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被一股脑翻译过来,以西方现代诗歌为摹本的风气更是盛行一时。

朦胧诗本身的命名来自章明的批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后者认为一些青年诗人的诗写得晦涩、不顺畅,情绪灰色,让人看不懂,显得“朦胧”。这一看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朦胧诗由于要表达一种新的时代情绪和精神,老一辈可能觉得不好理解,故产生隔膜,看不懂;二则可能因为这种探索是新的,前所未有的,因而往往是不成熟的,再加上要表达新的感受经验,中国传统中缺乏同类资源,只好从翻译诗中去寻找资源,而翻译诗本身因为转化误读等等,就存在不通畅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影响下的诗歌,自然也就有不畅达的问题,故而扭曲变异,所以“朦胧”,让人一时难以理解接受。

第二个阶段是文学寻根时期,也是向内寻找传统的阶段。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期,民族本土性主体性意识开始觉醒。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中已有部分诗人开始具有自觉的将传统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创造意识,最早具有寻根意识的作品被认为是杨炼的诗歌《诺日朗》等。后来则是小说界将之推向高潮。文学寻根思潮的产生,可能受到两股西方思潮的影响,一是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二是欧美本身的反现代化潮流,此外,进入1990年代以后,大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现代诗歌对大陆的影响。台湾现代诗正好已经过向外学习的第一阶段,开始转向自身传统寻找资源,而且刚刚创作出具有一定示范性的代表性作品,比如余光中的《乡愁》、郑愁予的《错误》、洛夫的《金龙禅寺》等。台湾现代主义早期也是以西化为旗帜的,但有意思的是,台湾现代诗人们越往西走,内心越返回传统。他们最终恰恰以回归传统的诗作著名,而且也正是这批诗作,他们被大陆诗歌界和读者们广泛接受。

寻根思潮持续性很强。后来也出现许多优秀的作品,比如柏桦的《在清朝》、张枣的《镜中》等等,更年轻的继承者则有陈先发、胡弦等等,其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第三个阶段出现在21世纪之初,我称之为诗歌的“草根性”的时期,这是向下挖掘的阶段,也是接地气和将诗歌基础夯实将视野开阔的阶段。所谓诗歌的“草根性”,我写过一篇文章《天赋诗权,草根发声》,大意是每个人都有写诗的权利,但能否写出诗歌和得到传播还需要一些外在条件,比如要有一定文化水准,写出来能得到传播。而现在正好是一个教育比较普及的时代;网络和自媒体的兴起正好提供了一个新的传播渠道和平台,这些外在条件助推诗歌进入一个相对大众化、社会化也是民主化的时代。当然,一个人是否能成为好诗人还有天赋等问题,诗有别才,但大的趋势基本如此。所以,我将“草根性”定义为一种自由、自发、自然并最终走向自觉的诗歌创作状态。

这个时期的一个标志就是底层草根诗人的崛起,被称为“草根诗人”的杨键、江非等最早引起注意,而打工诗人郑小琼、谢湘南、许立志等也被归于这一现象,2014年底余秀华的出现,使“草根诗人”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现象,达到一个高潮。另一个标志是地方性诗歌的兴盛,中国历史上就有地方文化现象,古代有“北质而南文”的说法,江南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等使得中国文化呈现活力和多样性。当代地方性诗歌也出现相互竞争、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阶段。雷平阳、潘维、古马、阿信等被誉为代表性诗人。而少数民族诗人的兴起也可以归入这一现象,如吉狄马加等少数民族诗人,为当代诗歌注入新的艺术因素,并成功进入主流文学。还有一个标志是女性诗歌的繁荣,我曾称之为“新红颜写作”现象。女诗人大规模涌现,超过历史任何一个时期,并深刻改变当代诗歌的格局,引起广泛关注。其背后的原因是女性接受教育越来越普遍,知识文化程度提高,释放出空前创造力。女性占人类一半,其创造性的释放,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人类文明史的意义。

对于这一阶段的诗歌传播,微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微信适合诗歌阅读和传播,快捷,容量小,并可随时阅读。而另一方面,从网络诗歌开始就有的“口语化”趋势,也使诗歌更容易被读懂和广泛接受。

二十一世纪诗歌的这个阶段持续了十七八年,“草根性”诗歌使整个诗歌的基础夯实了,诗歌的普及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写诗的人群越来越大,诗歌活动越来越多,这是新诗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但也因此面临一些指责,比如写作门槛太低导致口水化,比如晦涩难懂再度形式主义,人们对诗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代诗歌亟待突破。

新时代的到来

二十一世纪诗歌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的出现,有诗歌内在艺术规律决定的,百年新诗寻求突破,也有外在历史契机推动的,那就是新时代的到来。

先说艺术内在规律的推动。前面说过了,新诗在经历向外学习、向内寻找、向下挖掘的阶段之后,开始本能地呼唤向上超越,诗歌界普遍在呼吁确立新的美学原则,创造新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

历史上曾出现过这样的时期,盛唐诗歌就创造了古典美学的典范。李白是自由、浪漫的象征,他背后代表着道教的精神;杜甫是深情、忧患的典型,他的感时忧国是一种儒家传统;王维则是“超脱、超越”的形象,他有佛家及禅宗的关怀。在古典文学中,由于文史哲不分家,诗歌里本身包含哲学观念和历史经验,诗融情理,诗人们集体创造了一个古典的意义世界,为社会提高价值和精神,至今仍是美学意义的源头。

所以,向上,确立新的现代的美学原则,创造新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是诗歌作为艺术不断要求创新前进必然的结果。这个阶段必然是一个融会贯通的阶段,由于我们身处全球化时代,这是一个古今中西融汇的阶段。其次,众多具有个人独特风格和审美追求的优秀诗人相继涌现。最关键的,这一阶段还将有集大成的大诗人出现。最终,这一阶段将确立真正的现代美学标准,呈现独特而又典范的现代美学形象,从而建构现代的意义世界,为当代人提供精神价值和心灵安慰。

外在的推动,则来自时代。这个阶段遇到了一个天时地利的契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关于新时代,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20193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群组委员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公开谈到新时代文艺创作,可以说是新时代文学、新时代诗歌的动员令。此前,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中国作协九大、中国文联十大都谈过文艺创作,但关于新时代文艺创作,这是第一次提到,可以说也明确了新时代文学、新时代诗歌的方向。

新时代诗歌的四个关键词

1.时代性:“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经常是时代之体现,古今中外皆然。

比如盛唐时代的边塞诗,其中大量描写异域风情的精彩诗句,其实是时代景象的展现,构建出一个独特的让人耳目一新的新奇世界,和自由闲适、畅快淋漓的盛世景象;其中还有一些诗作,堪称“时代精神”之张扬,充满着英雄气概和豪放精神,展现出一种自由的、积极的、开放的和浪漫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这背后,是因为盛唐的诗人们有着开放的视野、开阔的胸怀和心怀天下的理想雄心。

学术界甚至有一种观点:所谓诗歌的“盛唐气象”,其实主要是由边塞诗表现出来的。边塞诗,是指以边疆地区政治军事及社会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的诗。唐朝是边塞诗的鼎盛时期,边塞诗也是当时最主要的创作题材,《全唐诗》存边塞诗约二千余首,但被认为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部分。盛唐的美学形象也主要是由边塞诗所建构的。因为,边塞诗除了前面所说的大量描绘西域风土人情的诗歌,在唐代,写边塞诗是一种时代风气,边塞诗也是一种普遍题材,几乎每一个诗人都写过。那些没去过边塞的人也写边塞诗,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因为,这是在大的国家战略下引导出来的风气,到西域去,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是当时读书人和有志之士的共同心声。盛唐诗歌,呈现了一个个雄伟瑰丽的美学景观,也象征了盛唐自由的、开放的、浪漫的气息。诗歌与时代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新时代”这个概念是十九大提出来的,这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宣布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是一个经济概念,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个概念要落实转化为一个文化的概念、文学的概念、诗歌的概念,转化落实为文化意识、文学意识、诗歌意识。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诗歌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打动人心,感动人心,最终获得人心,赢得人心,在历史上留下更深刻的痕迹。

2.人民性: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观点,将他人及万物皆视为同胞。这种朴素的传统观点,是“人民性”思想的一个基础。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民性”,是指文艺作品反映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的一种特性。古代诗人即表示出不同程度的人民性,如杜甫、白易居、陆游、辛弃疾等,或感叹民生之疾苦,或批判政治之腐败,或表达忠君爱国情怀,总体上是符合人民的情感和愿望的。而在社会主义时代,我们更是自觉地把人民性作为衡量文艺作品价值的一种尺度。

新时期之初提出的文艺的“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来源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新中国的诗歌是发源于延安时期的。当然五四时期也是重要源头,但是真正成了气候,还是与延安有关。一些诗人是受延安风气影响的,比如艾青、臧克家、何其芳等。特别是艾青创造了新诗的一条新的道路,融合欧洲的浪漫主义和苏俄的革命精神,发展出一条积极昂扬的浪漫主义抒情道路。还有一些,是直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影响下产生的,比如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李季)、长篇叙事诗《漳河水》(阮章竞)等,真实地记录了时代与人民的生活。

1949年以后,受延安诗歌风气影响的政治抒情诗流行一时,胡风、郭小川、贺敬之等等,是这方面的代表诗人。这样的一条新诗道路,政治上有一种主体性,艺术上也有独特性,比如对民歌民谣的学习吸取,跟朗诵的紧密结合,具有大众化的特点。典型的如贺敬之的《回延安》等诗歌,就采用了“信天游”的民间叙事方式,这也是一种向人民学习、来源于人民,又服务于人民的诗歌追求。这也是一种艺术自觉。

3.主体性:主体性概念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康德强调之后,成为西方启蒙主义的一个重要话题。康德认为人因具理性而成为主体,理性和自由是现代两大基本价值,人之自由能动性越来越被推崇,人越来越强调个人的独特价值。根据主体性观点,人应该按自己的意愿设计自己的独特生活,规划自己的人生,决定自己的未来,自我发现自我寻找自我实现,这才是人生的意义。

广而推之,民族、国家的自由独立也成为一种现代价值。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曾经历百年挫折和失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恢复了其主体性,但走向全面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扎实的建设。新诗也是如此,我们要克服西方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逻辑,尤其是主客割裂对立的思维,中国传统强调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主客合一,在文学上诗歌上,就是强调人民性和主体性的结合,这样的诗歌道路,才是中国诗歌的现代性方向。

新诗已过第一个百年,现在开始第二个百年,我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是建构其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不是依附性地追随西方的现代主义,也不是退回到过去,而是兼容并蓄,在坚持自己的传统的同时开辟其现代性,确立中国新诗的自主的道路,而非依附性的道路。

4.境界:何谓“境界”?境,最初指空间的界域,不带感情色彩,后转而兼指人的心理状况,涵义大为丰富。这一转变一般认为来自佛教影响。唐僧园晖所撰《俱舍论颂疏》:“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经历代阐述后,境界后来用来形容人的精神层次、艺术等级,反映人的认识水平、心灵品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称:“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学者张世英则说:“中国美学是一种超越美学,对境界的追求是其重要特点。”境界可谓中国诗学的核心概念。如果说西方诗学更强调“独特性”“个性”“差异性”,中国诗学则更强调“境界”“包容性”“超越性”。

境界概念里,既包含了个体性与主体性问题——个体的人可以通过修身养性,不断自我觉悟、自我提高,强化自己的主体性;也包含了公共性与人民性的问题——人不断自我提升、自我超越之后,就可以到达一个高的层次,可以体恤悲悯他人,也可以与人共同承受分享,甚至“与天地参”,参与世界之创造。

杜甫就是一个具有极高境界诗人的典范。他本来具有强大的个体性,在历经艰难、视野不断开阔之后,他跳出了对一己之关注,将关怀撒向了广大的人间。他的境界不断升华,胸怀日益开阔,视野愈加恢弘,成为了一个具有“圣人”情怀的诗人,所以历史上称之为“诗圣”。今天,我们也称他为“人民诗人”,因为他的生活和写作不仅体现了儒家的“仁爱”,也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特征。

所以,诗人作为最敏感的群类,其主体性的走向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既有可能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充满精英的傲慢,也有可能逐渐视野开阔,丰富博大,走向“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一个“人民诗人”。

新时代诗歌的美学建构

新时代诗歌的美学建构,可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意识,新时代诗人应该有高境界。新时期文学也是从确立主体意识开始的,但那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主体意识。在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下,自我发现、自我寻找、自我实现的价值观风靡一时,曾对人性的解放、人道的弘扬起到过积极作用;但过于强调自我,导致后来解构主义思潮的泛滥,否定传统、贬低英雄、反对崇高,直至解构一切宏大叙事,最终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新时代诗歌,应该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里面本身就包含了个体意识和民族意识,是建立于个体和民族基础上,但又超越了具体的个人和民族。如果说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解构主义时代,那么新时代应该是一个建构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从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贬低与自我丑化的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走向一种自我肯定、自我发现和自我创造的建构主义,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一历史性的巨大转折,正是时代最具诗意之处,是主体最能发挥自由创造的无限空间。兼具思想能力和感受能力的优秀诗人,最终会将人民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国家的主体性和个人的主体性融为一体,加以不断肯定不断强化和不断超越,提炼出新时代的核心价值,建构出强大的具有普世性的主体性精神力量,打动人心,感染世界,改变风气,影响社会。有人说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新时代诗歌就应该为这样的新价值立法。

二是建构自己的审美体系,创造美学新意象新形象。诗歌是一种塑造形象的艺术,艺术以形象感人,只有典型形象才能深入人心永久流传。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一个新意象新形象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时代,新的经验、新的感受与全新的视野,都和以往大不相同,以一种加速度的形式在迅速产生着。山河之美与自然之魅,日常生活之美与人文网络、社会和谐,都将给诗人带来新的灵感和冲击力,激起诗性的书写愿望;而复兴征程、模范英雄、高速高铁、智能机器、青山绿水、绿色发展、平等正义、民生保障、精准扶贫、安居乐业……都可以成为抒写对象,成为诗歌典型,都可以既有时代典范性,又具有艺术价值;此外,伴随全球化网络化,一带一路,海洋世纪,共享经济,航天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将加快人类前进的步伐,促进中西大融合,放大人们的想象力,激发新的理想信念、奋斗精神和创造力,进而催生出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价值,带来新的美学观念和美学形式。这将是一个新的美学开疆拓土的时代,可以既葆有中国特色本土根底,又具有全球开阔视野和胸怀,这是一个将创造出全新美学方式与生活意义的新时代。


——选自《诗歌月刊》2019年第12期评论